杜牧的咏史诗
杜牧的诗文共四百多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在众多的咏史诗人中，杜牧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身处国势衰微、局势动荡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在晚唐诗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编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诗文四百五十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他的咏史诗既有一定数量、质量，也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与咏史诗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可以说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由此可见，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书香门第的家世致使杜牧从小就饱读了诗书，成年后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岁进士及第。他做过十年幕吏，又任过黄、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还任过校书郎、吏部员外郎等京官，官终于中书舍人，然而他却一生官不及将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虽然出身名门世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已经衰落，买宅还债，奴婢大多散去。此时的杜牧家生活穷困，饱尝辛酸。所以杜牧对生活疾苦的了解较为深刻，也养成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
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已自称“某平生好读书”，而于所读书中，又对经、史格外留心，因为“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以，他为文作诗极好征引古事。不仅在《罪言》这样的策论中，引古事以证明得山东的重要与失山东的危害，而且《阿房宫赋》的写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一种历史承袭现象。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为目的。
杜牧的咏史诗多半是就史论史。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的气数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据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这就明显地指出，第一，当时朝廷中是宦官专权，朋党之间的相互争斗频繁发生。朝中的官位很紧缺，但是象杜牧这样的一般士人却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机构的上层。第二，当时的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场应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场上不甚得意，甚至终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做大官。面对着唐王朝末世的现状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中仍然关心时政，为朝廷着想，对朝廷还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却往往是个人身世沉沦，空怀抱负。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杜牧忧心如焚，渴望一挽狂澜，济世济民。但是官场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长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断的谪迁，让他感慨颇多。但他只是一位无权无势的文人，也只能把满腔的愤慨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发泄出来。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他们对于现实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面对现实，杜牧有一种忧郁情怀，他本人又具有绝世的才华，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沉沦，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的咏史诗歌。
二、杜牧的咏史诗的题材类型
杜牧的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
诗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临古迹时，免不了会把今昔进行一番对比，抒发个人的感慨，表达一个文人对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选取为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骄奢淫侈。诗歌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出描写的主体，提示诗歌主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虽三字，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全诗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诗中的秦淮河两岸曾经是很有名的繁华地带，这里酒家林立，有钱人在此过着花天酒地、笙歌艳舞的生活。诗人路过此地，泊舟岸边，亲眼见到两岸的灯红酒绿，亲耳听到两岸的淫歌艳舞，触景生情，作诗一首，借古讽今，讽刺晚唐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上层人物，预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计日可待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诗人的忧愤之情，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
杜牧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谋划策去拯救国家。但是苦于无人赏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因而他的这类怀古咏史诗就表现出了一种涌动不安的情绪。诗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包含激情，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 《题乌江亭》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中的“乌江亭”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兵败，乌江亭长备好船劝他渡江回江东，然后再图谋发展。可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于乌江边。这首诗与李清照的《乌江》截然不同。在此诗中，诗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推想。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项羽因兵败而自刎，这只能说明项羽的胸怀不够宽广，缺乏大将风度。诗人先对这点进行了批评，然后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当时项羽回到了江东，重整旗鼓，那么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诗人其实是在批评项羽不善于把握机会，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会用人。在此杜牧强调了兵家不仅要有远见的卓识，而且还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应该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还有《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三、杜牧的咏史诗的创造性贡献
(一)杜牧咏史诗的创作意识比前人更明确
杜牧的咏史诗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速，极大地增加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亲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同时，由于他所写问题与情绪的普遍性，在当时及后世都可引起广泛的同感。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种思想指导，咏史诗既然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它就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杜牧认为乱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诗常写荒淫丧国，遗恨无穷。如《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他们偏狭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在于取缔了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文言，那它的失败也在于取缔了能够博大精深、联结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会，这种断裂性的危害已经轻易可见。
(二)侧重工具论
胡适后来在回忆白话文运动时有过这样的总结：“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显然，胡适这种“文学工具论”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他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观念下，白话达意表情的功效远远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带来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时代抛弃的。他的这种态度在白话文取得胜利后的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容易可见。在里面他赞扬了严复和林纾翻译外国著作的先锋性。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纾用文言融西洋诙谐风趣之风于文，译书百部，“更用力气，更见精彩”，是“介绍西洋近代文学的第一人”。最后笔峰一转，他们因不是白话而写而被贬低。
当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的目的，不仅是使白话文上升为合法的正式的书面语，来取代不利于宣传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内容、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短促的时间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启民和承古，还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的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学衡派比胡适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改良时，使两者更加和谐的相处和发展。所以事实上，文言和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谓“容器”而已。新瓶装旧酒，酒还是一样的味道。白话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样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将文学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首选工具，这种功利化和简单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文学多次走上了变异的道路。
总之，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们的激进的思想行为也是需要我们理解的。不过白话文运动带来的危机的浪沫已经早已浮现，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也早已发觉，并提出了各种提案。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促使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这在当下，已是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