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规劝艺术读解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范仲淹《岳阳楼记》规劝艺术读解
读《岳阳楼记》，人们会赞赏“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胸襟，称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但很少有人欣赏其中的规劝艺术。《岳阳楼记》中的规劝艺术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选择恰当的时机
规劝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不然很难达到规劝的目的和效果。范仲淹规劝滕子京，选在他“重修岳阳楼”并“属予作文以记之”的时侯，非常恰当。
《过庭录》中的《范文正规滕子京》云：滕子京谪巴陵郡，愤郁见于颜色，仲淹正患无隙劝说，“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这则记载证明，作为滕子京朋友的范仲淹非常了解滕子京，他知道滕子京虽然在岳州励精图治，但却愤郁满怀，一但有了功绩就会张扬自己的才华与功德。自从范仲淹知道滕子京“愤郁颇见辞色”后，就为他担心，时时想劝他。但他知道滕子京的性格：“豪迈自负，罕受人言。”如果不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劝说不会有效果。滕子京来信，要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范仲淹认为劝说的时机到了。
这是劝说的好机会，首先，从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举动看，遭贬斥的滕子京虽然会不时发牢骚，但还能尽心尽职。从重修岳阳楼的举动进而肯定他的成绩，再进行劝说，能让人接受。其次，滕子京请求写“记”，这给范仲淹提供了以文劝说的好条件。
二、运用巧妙的方式
劝说的巧妙，不是摇唇鼓舌，花言巧语，劝说的关键是真诚，诚则生巧。范仲淹劝滕子京可谓一片诚心，以受贬之人的情性体现出来，在记中自然地把“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与“古仁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显优劣，寄褒贬，寓规劝，方式非常巧妙。
按照作记常格，作者先写作记缘由。然后作者有意使“谪守”与“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强调了滕子京的政绩，肯定了滕子京虽处逆境，但“不以己悲”的品格。这是对朋友的真正理解和抚慰。“同年”的友谊，相同的处境，真正的理解，诚挚的抚慰，会使滕子京对范仲淹的规劝欣然接受。
写洞庭湖全景，也是作记的需要，但作者并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绘，而是以虚笔轻轻带过，并以“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引出“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并极力渲染，使人感到“迁客骚人”的行为未免轻浮，心胸未免狭窄。在此基础上，再以“嗟夫”引起对“古仁人之心”的叙写，显示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二者构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对比，孰是孰非不言而喻，相信滕子京读后会有所感触。范仲淹一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的深沉感叹，包含着许多期盼。滕子京一定会感受到，范仲淹是要他做“古仁人”，要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规劝是通过铺垫，使劝意自然显现，让滕子京自己醒悟，从而达到规劝的目的，这比直面说教的效果要好得多。
《岳阳楼记》达到了规劝滕子京的目的。作者明为写记，实则为劝;记为劝设，劝乃目的，规劝的方式何等巧妙。
三、含蓄蕴藉的语言
所谓规劝艺术，说到底是语言艺术。前面所言范仲淹对规劝时机的把握和规劝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对滕子京这个特定的语言对象的把握，这里所说的含蓄蕴藉是《岳阳楼记》的本身所具有的语言特色。从修辞的角度看，也即语言的形式看，《岳阳楼记》的语言骈句与散句结合，排比与对偶并用，另外还有比喻、借代与拟人等修辞方法的使用。从规劝的角度看，也即从语言的内容看，《岳阳楼记》的语言含蓄蕴藉。
含蓄蕴藉的主要表现是规劝之意含而不露，一般说来，凡规劝者一定要对被规劝者指出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即使是古代规劝的成功范例，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落脚点也还是如此。《岳阳楼记》则不同，虽然此“记”的目的是规劝，但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规劝的话，规劝之意含而不露地蕴含在“记”中，但又能使被规劝者体会到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含蓄蕴藉的另一个表现，是作者的褒贬之意含而不露。褒贬是窥探《岳阳楼记》规劝信息的窗口。换言之，作者的规劝之意是通过对古仁人的褒扬和对迁客骚人的贬斥显示出来的。但文中对古仁人没有一句褒扬的话，对迁客骚人也没有一句贬斥的话。对古仁人的褒扬，是通过对他们的行为和语言的陈述加以显示的;对迁客骚人的贬斥也是通过他们在不同环境下情感变化的渲染加以表现的。褒不言褒，贬不言贬，褒贬之意隐含在字里行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