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献给母亲

李盛

  贾平凹散文献给母亲(1)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

  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的眼是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

  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

  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

  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贾平凹散文献给母亲(2)

  人的身上了承载了文学的一切。这个道理虽已在经典作品中得到反复验证,但在我们今天的创作实践中,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那些所谓优秀作品,看见的.只是思想(包括为了证明这个人的存在而罗列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影子而不是血肉之躯,或者说,他们总想着如何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想站到更高的地方……那些无意中丢失的正是关于人的基本元素。

  长期以来,文学负重太多,社会功能、审美作用被格式化,几乎成了一种手段,而在今天这个充斥假话的社会,运用虚构的“真实性”去打动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了,因为我们难以确认自己的表达包含了多少真实性。

  前不久去江苏参加施耐庵文学奖颁奖典礼,曾经和阎连科简单讨论了这个问题。此前,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阎连科表示,读了一批“80后”的作品,让他很受打击。“我发现他们可能是走了一条文学的捷径,而我们走的却是弯路。他们注重描写人的内心、欲望、情感,离人更近一些;我们却写人物性格、社会,从外部看人。他们被解放了,我们依然被现实和历史绑架着。”我觉得阎连科的反省,对当代作家具有重要意义。和西方作家、日本作家相比,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确有落差,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处在未启蒙状态,仍然在“弯路”行走,但走得志得意满。

  文学从人出发,即是从生活出发。于是,我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过去我遇到不满意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不行的话,还要和人辩解。这实际上是远离了我自己。最近,我才稍微明白了一些,因此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简单、直接一些,在处理人际关系,观察社会问题时,学会用心而非耳朵去“倾听”,否则,将有陷入形而上泥潭的危险。比如遭朋友误解的时候,我不再“非要搞清楚为什么”,真的不需要,因为世界本来就是模糊的。他误解你只是你的看法,而他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理由,你必须理解他;其次,也有可能,他的解释还会导致你误解他,这样的话,你实际上就离他更远了。人往往被欲望左右,没有人能够战胜它,因此有时候需要宗教来拯救我们苦难的灵魂。懂得这些,人才有望摆脱失败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性对人的束缚是无法彻底割断的,这也是“疯子”、“精神病患者”反复进入文学作品的缘故,他们彻底割断了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但最好写的,往往最难写好。

  文学再回到人,要有旷达之心,不计较,不啰嗦,而臻人生高远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