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正儿八经的满族人，父亲是正红旗，母亲是正黄旗。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一个姓舒的平民家庭，那天恰好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第二天正好又是立春，所以家人图个喜庆，取名“庆春”。
满人在大清可是皇朝贵胄，可惜老舍生不逢时，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只能用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来形容了。“庆春”这么个吉利的名字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好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保卫皇城的护军，在巷战中阵亡;十多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大清帝国也灭亡了，所以老舍在自传中说“三岁无父，十岁无君”，跟寡母、哥哥还有一个同样是寡妇的姑母艰难度日，八岁那年，得到一位刘大叔(刘寿绵，1925年出家，即宗月大师)的资助入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小学，与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同班。以老舍清贫的家境，是没有能力上大学的，当时的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宿费、膳费也免，于是，上了半年中学的老舍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老舍的文章写得漂亮，又是一个很能办事的人，所以师范毕业后被委任为北京公立第17小学的校长，那是1918年，老舍刚刚20岁。由于成绩突出，两年后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1922年，又被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聘为南开中学中学部教员，1924年夏天，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就这样，老舍来到了英国。
在老舍为时不长的国外生活中，五年的英伦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在英国，老舍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西方文化，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感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他的前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都是在英国完成寄到国内发表的，笔名老舍也是在那个时候首次使用的。因此，归国前的老舍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扬了，但是，跟那些拿着官费来读书的留学生不同，他必须靠自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生活中的寂寞、独处异乡的种种不习惯再加上伦敦大学菲薄的待遇，让老舍的五年英国生活非常不愉快。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部是一个小单位，只有四个教职员，头儿就是曾做过宣统皇帝老师的庄士敦。庄士敦本来在英租界威海卫当文员，后来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进入紫禁城，成了皇帝的教师爷。一个老外能教中国皇帝英文，不算什么能耐，却是一种值得让人羡慕的资历，也就成了以后向上升的资本。所以，这个庄士敦，虽然中文水平一般，据说连中文报纸都看不来，更别说经史子集了，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伦敦大学的中文教授。以老舍北京人的地道中国话和扎实的国学根底，在这么个半吊子下面做事本来就够憋屈的，更何况这个庄士敦还假充内行，装腔作势地对老舍的讲授计划指手画脚，老舍的怨气就可想而知。
老舍虽然是被伦敦大学邀请来授课的，待遇却低得可怜。那时一个平常家境的大学生每年要花300英镑，牛津、剑桥的学生可能会用400—600英镑，老舍的年薪只有350英镑，英国人精打细算的本领可谓高明。这350英镑，除了安排自己的生活，老舍还得把其中一部分寄给老母亲和寡居的姑母、不争气的'哥哥维持生活，这样，老舍数着铜子过日子，非常窘迫。据当时跟老舍来往密切的留英学生宁恩承回忆：“一套毕几青色洋服冬夏长青不换，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穿着这样的衣服给大学生授课，虽有点难为情，不过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处之泰然了。
伦敦大学并未给老舍提供住宅，他只能自己找房子。当时的留学生为了省钱，大多数住学生公寓，房东一般都是老太太或者老姑娘，她们的生意算盘拨拉的震天响，拼命从学生身上挤油水。以老舍的经济能力，只能住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学生公寓了。而反观当时国内的大学老师，生活条件之优越舒适，老舍简直望尘莫及。教授的薪金一般在500左右，是一个普通工役的几十倍，相当于现在的2—3万元，而住所更是高级。萧公权回忆任教燕京大学时说：“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点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用。”虽然，老舍是讲师待遇，但如果在国内的话，也要比英国强得多。不过，那个时候的老舍是没有资格在国内大学授课的，因为他没有放过洋，没有博士学位，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半大小子。
英国是岛国，四季阴冷，国人来后很不适应。加上英国人喜欢摆绅士的架子，很有点自恋式的故步自封，没有熟人的正式介绍，一般不大愿意和人说话。不过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比较强，守法、讲理，这一点给老舍的印象比较好。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发达的英国毕竟是个商业社会，没有钱是要让人瞧不起的，老舍屡受困扰和刺激，有一个周末，公寓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老舍。公寓的服务人员是个年轻姑娘，就因为老舍一个人在而不能“放假”，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如果你也走了，我出去逛逛或者跟男朋友约会岂不是很好!老舍也很不安，午饭后，他说：“晚饭我不来吃了，我上街。”那个女服务员冷冷一笑：“Marvelous!”一顿奚落，把老舍噎得瞠目结舌，后来几次跟朋友聊天大骂英国人没有人性。诸如此类的不愉快，老舍深感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无情，印象颇不佳。他把这种愤懑化解在小说中，对英国人薄情的讽刺毫不留情面。并在自传里说：”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也就不奇怪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到英国，最不习惯的是饮食，淡而无味，尤其是老舍的日子又那么拮据，把胃吃坏是很正常的，“我的胃病应该由英国人负责”。穷人自有对付贫病的法子，老舍发明了一种治疗胃病的特效药：一碗汤面。可惜，身无长财的老舍连吃一碗汤面的福气都不常有，所以，胃病也就越来越厉害了。
与来英留学的那些天之骄子相比，老舍每每慨叹：“你们各有专长，各有所长，我拿什么呢?”“贩卖大官话或者是一条活路”。正赶上胡适一帮人搞文学革命，老舍就决定多写小说，靠版税为生：“情况好的时候，买得起火车票，可以和二三好友到杭州西湖走走。喝几杯酒，聊聊天，再像我们这样，泛论天下大事，就是最理想了。”因此，老舍在英国，除了教书外，就成天泡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欧洲文学著作。这对他一生的创作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可惜，这样梦一般的美好日子老舍从来没有享受到过。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老舍不幸是中国人，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多，但都是穷人，都是不识字的穷人，识字的、买得起书的未必买，买了也未必看，中国养活不了作家，他们注定只能在那个时代漩涡中扎挣。而且又逢着国破家亡的时候。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抗日，然后又是国共内战，一波一波的仗粉碎了老舍的“西湖走走，喝几杯酒，聊聊天”的梦。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随着战争而来的社会病：贪腐、道德败坏、贫富悬殊等等，在英时的不愉快加深了老舍的印象：资本主义并非十全十美，一定要铲除不平等现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的英国正是“费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以拉斯基为首的英国工党政治思潮蓬勃发展，而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恰好是英国式*的渊薮，照常理来讲，老舍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性格公允的老舍越来越激进：“对国事的失望，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理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粮食;一个真有理想的人根本不将就粪堆。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粪堆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于是曾经对国民抱有很大希望的老舍，终于决定放弃这个粪堆，帮人打扫卫生进入革命者的行列了。
不过，老舍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留学过，没有接受知识层面的有关自由和民主的学理，但亲历过“五四”，自由、民主的追求已在心中扎了根，在数十年的国内民主运动中，这种观念更是牢不可破，更何况他还有五年的英国生活和美国讲学的经历。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国外生活的经历，它会将一个人关于自由、民主的观念与现实一一印证，民主的真谛不在书本上，而是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讲，老舍更加尊重创作自由，依着事实说话。
所以，即使他已决定帮人清理这个“粪堆”，但与主持者无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上都有着很大不同，他总想在工作中保持那么一点点独立性。“譬如说革命吧，青年们只要有点知识，有点血气，哪个甘于落后?可是，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完美……天下没有这么完全的人。艺术的描写容许夸大，但把一个他写成天使一般，一点都看不出他是由猴子变来的，便过于骗人了。”这是老舍的看法，他始终贴着历史行走，而且希望用自己的步伐迈出每一步。可惜的是，建国后的情势并不允许老舍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走，他也搞不懂是自愿还是“形势比人强”的非自愿，反正一点一点的，逐渐跟着别人走了，尽管心里总觉得隐隐有些不妥，所以这种“跟别人走”的效果也就在两可之间。到了最后，终于跟不上了，就投了颐和园的昆明湖。这一次，老舍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走的。不过，是最后一步，却又是惊心动魄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