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北京情结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这是生于北京，并在此生活和工作长达 42 年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生前的一句肺腑之言。爱北京、想北京、写北京，构成了老舍浓厚的北京情结。
在北京长大成人
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后面的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曲折狭小的胡同。这里的居民大多一天只吃两顿饭，且住在夏漏雨、冬透风的破屋子里。他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回忆说：“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然后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使老舍能够更多地接触下层人民，体察生活的艰辛。
老舍1岁半时，在正红旗当皇宫护军的父亲，因抵御八国联军进攻，在镇守北京正阳门的巷战中负伤阵亡。最后，侵略者攻进了城，在挨家挨户烧杀抢掠时，闯入了老舍的家。只因当时熟睡中的老舍恰巧被这些洋鬼子掀翻的一只大木箱子扣在下面，才侥幸躲过了一难。
此后，老舍的母亲每月仅得到清政府发放的饷银一两五钱，比父亲在世时的薪俸少了一半，且发得越来越不准时。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老舍的母亲不得不拼命地洗衣、缝补，把大批的衣裳揽回来做。
母亲坚强、豪爽、勤劳、诚实、待人热忱的品格，以及爱清洁、爱整齐、守秩序的习性，给老舍以深刻的感染和影响，后来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怀感谢之情说：“我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1905 年，老舍在正觉寺开始了他近 3 年的私塾生活，后转入西直门大街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小学毕业后，亲友们一致认为他应该去学手艺挣钱，以减轻家庭负担。老舍却毅然坚持要继续升学，于 1913 年 1月 23 日考入北京市第三中学。只上了半年，他又偷偷地考上了一切费用全免的北京师范学校。
5年后，年仅 19 岁的老舍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国民小学校校长。由于工作出色，他于 1920年9月30日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兼教育部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
这期间爆发的“五四”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老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在当时勃然兴起、势不可挡的白话文运动的冲击下，已有一定文言体散文和旧体诗词底子的他，开始着了魔似的偷偷用白话文练着写小说。不过，这些习作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他也没想去投稿。
1921年春夏之际，老舍从西山养病回来，搬到由自己兼管的京师儿童图书馆去住。当时，他志在学习英文，便参加了缸瓦市基督教堂举办的英文夜校。在夜校，他与宝广林和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许地山等结为好友，并通过宝广林结识了“伦敦会”派往燕京大学任教的牧师埃文斯。
客居英国写北京
通过已返回英国任教授的埃文斯推荐，老舍受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聘期5年。他于1924 年9月14日乘船来到伦敦，起初与来此留学的许地山合租一套房子，整日沉溺于小说创作的许地山对老舍产生了影响。此后，老舍又搬了几次家，多是廉价的学生公寓。
像许多身在异国他乡的人一样，来伦敦还不足半年，老舍便寂寞难耐，开始想家、想母亲、想朋友、想北京、想故国。正是这种浓烈的思乡之情，激起他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一木一石，当追忆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好多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这种作品里，也许是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动机之一。”
1925 年，他回忆着自己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一幕幕经历，开始在东方学院图书馆里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断断续续一年后才完稿。有关当时的写作情景，他后来回忆说：“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些，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
适逢国内《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正在伦敦，老舍就把《老张的哲学》原稿拿给他看，得到的评价是“很好”。不久，这部小说在《小说月报》1926年 7 月号上，以本名“舒庆春”开始连载，第二期即改署笔名“老舍”，半年后才登完。次年，这部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其文风幽默，“京味”十足，对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状况写作真实、揭露有力，故而轰动一时，销路很好。
此后，老舍继续沿着这条创作路子，又写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和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当《二马》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老舍已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游历了3 个月后，于1930年春返回祖国。
成熟的“京味”作家
1930年至1937年11月，老舍在济南和青岛工作、生活期间，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创作丰收期。其中，《骆驼祥子》的问世，奠定了老舍作为一个成熟的“京味”作家的重要地位，这部作品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骆驼祥子》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老舍与山东大学一位朋友的闲聊，这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他在北平时曾接触过的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朋友说这个车夫曾买了一辆人力车，后又被迫卖掉，如是者三买三卖，到头来依旧一穷二白。老舍听后脱口说道：“这可以写一篇小说。”继之，这位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谁料因祸得福，他乘着军队仓促转移之际，顺手偷偷地牵回 3 匹骆驼。老舍说道：“自此，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 10 多万字的小说。”
老舍开始进行资料积累工作，首先去信向生长于北平西山一带的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因为西山脚下有许多养驼人家。很快就得到了回信及有关的简单介绍。由于对骆驼没有真切的认识和感受，老舍感觉到，要写这部小说，就必须以车夫为主，而以骆驼作点缀和陪衬。于是他决定，把骆驼与人力车夫祥子结合在一块儿写，而骆驼只起到引出主要人物的作用。
老舍又分别写信给自己的哥哥、表哥、同学以及有关的专家，打听关于骆驼、洋车、车厂以及人力车夫的琐事，打听有关的口语字、词。他甚至还利用回北平给祖母操办 80大寿之机，采访熟悉上述情况的下层百姓。
在此基础上，老舍一鼓作气开始写《骆驼祥子》。这部作品从 1937 年 1 月起，始在《宇宙风》杂志上连载，一期两段，年内刊完，后来被陆续翻译成26 种文字、以 38 种不同的译本流传海内外。在这部优秀的小说中，老舍通过对主人公祥子在北平的 7 次行动路线的具体描写，使人们对书中的古都北京的认识更加立体。
一代“人民艺术家”
1949 年 7 月，客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收到一封来自解放了的北平的信，信末附有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等30 多位知己好友的联合签名。信中说：“第一次文代会即将在北平举行，老朋友们已经全部聚在北平了，惟差兄一人，回来吧，老朋友!祖国的文艺繁荣等着我们的笔，包括你的笔……”
这封信就像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巨大召唤，让老舍归心似箭。他刚做完手术不久，就急匆匆地辗转回国，于当年 12 月 11 日抵达北京，很快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此后，老舍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除了继续写些小说、散文之外，他还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大众曲艺事业和话剧创作中。
转眼到了 1957 年，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引下，老舍开始创作《茶馆》。他从清朝光绪时期写起，写了北京的一个大茶馆，通过到该茶馆中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反映整个社会。
这年7月，《茶馆》剧本在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号上发表。1958 年，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话剧舞台，每次演出都是观者如潮，盛况空前。
半个多世纪以来，《茶馆》一共在国内外上演了 400 多场，它不仅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而且还曾于20 世纪 80 年代漂洋过海，在联邦德国、法国、瑞士和日本等国上演，颇受欢迎。作为老舍的代表作之一，《茶馆》已然成为新中国话剧史上极富艺术魅力的*现实主义杰作。
老舍具有浓郁的北京情结，可以说，没有在北京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就没有老舍那些优秀的作品。是北京古老而厚重的文化沉淀，给了老舍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