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与中外文学的关系
老舍在英国期间，他开始创作生涯，并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影响。
一、老舍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
老舍读过像《儒林外史》这样的中国古典小说，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格和语言并未引起他的兴趣，因此，他创作小说的时候，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经验并不看重，也很少借鉴。
可以说，老舍的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
但是，他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尤其自小深受满族生活习惯的影响，有意无意的还是在作品中流露出他的民族归属意识。例如，名作《四世同堂》中的小文即具有典型的满族的特质，他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会承袭上一等侯爵，而坐着八人大轿去见皇上。”“不幸，他生在民国建国的第一天。”“他极聪明，除了因与书籍不十分接近而识字不多外对什么游戏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专家。在八岁的时候，他已会唱好几出整本的老生戏，而且腔调韵味极像谭叫天的。十岁时他已经会弹琵琶，拉胡琴――胡琴拉得特别的好。”小文的身世经历和多才多艺都很像当时的满族人。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老舍有意识的隐瞒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仔细观察完全可以发现他的笔下其实有不少“隐性满族人”――人物虽未明言族属，但我们从其籍贯、言行、气质等多个角度都能发现他们具有极其典型的满族人特征。《离婚》中，丁二爷就很像满族人，在张大嫂眼里他是“废物”，当时满族人失去政权以后不能自食其力，被称为“废物”;其次，他酷爱“遛鸟”，这在满族人中十分流行。
还有他小说中的“京味”，也是北京文化影响的结果。
总体上说，老舍受到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较少，他主要受载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多。
二、老舍小说与外国文学
老舍在英国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对老舍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有：但丁、契诃夫、狄更斯以及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总结起来，老舍主要在以下四方面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一)取材的特点
老舍的小说主要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达到批判现实世界的目的。这与老舍青睐契诃夫，倾心于狄更斯是分不开的。
狄更斯嘲笑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他的小说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形态各异、生动逼真的人物。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是遵循了狄更斯的“大变形”原则：外表丑陋、言行滑稽、心灵卑鄙。
狄更斯这样描写《匹克威克外传》中的瘦绅士：“机灵的小黑眼睛不断地在好事的小鼻子两边溜着，像是跟鼻子在玩着永久的。捉迷藏’的游戏。”老舍有意摹仿，在《老张的哲学》中，这样描写老张的相貌：“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主多才多艺。两道眉毛连成一气黑丛丛遮着两个小猪眼睛。一只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名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向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烧饼。”这样的描写在老舍多部小说中均有体现，可见老舍深受狄更斯的影响。
另一位对老舍产生深刻影响的擅长写形形色色小人物契科夫。老舍不喜欢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公贵族，倾向于描写普通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响。如《离婚》中老张、老李，在这两人身上，我们能体味到契诃夫所描写的小市民的庸人气。
(二)温和的人生态度
老舍深受母亲的影响，养成了温和的人生态度，他有两条做人的道理：一是大难中挺身而出;一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叫别人为难。这样的人生态度必然影响其小说创作。他没有鲁迅深刻，不像郭沫若那样激烈，也不像茅盾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也迥异于巴金的热情，他批判他的人物，但“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这也与其所受的狄更斯等人的人道主义的`温情态度有关。
狄更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进行创作，作品体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但是常常一方面揭露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进行调和，以“善”与“恶”的道德说教来解决阶级斗争的矛盾。如《尼古拉斯・尼克贝尔》和《奥列佛・退斯特》，就是如此。小说前半写统治者与流浪儿的矛盾，结尾却让这本难调和的矛盾，在所谓有正义感的绅士的帮助下解决了，甚至，法庭、警察也站在了流浪儿一边，于是，来了一个大团圆。
老舍同样坚持了这一创作倾向。他一方面在小说中无畏地直面社会的病态，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对立的上层人与下层人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纳入“善”与“恶”的抽象的道德范畴之中;他一方面真实地揭示了旧制度必然灭亡的事实，一方面又开出改良的药方。
在《老张的哲学》中，被卖身的姑娘李静和被捆绑的青年王尔德最后被德高望重的孙守备救下，从而解决了矛盾;《四世同堂》中的恶棍、汉奸大赤包等的灭亡，也不是人民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应验了“恶有恶报”的无形的道德戒律，最后被他们投靠的主子日本人处决。
这些都是外国小说家的人生态度影响老舍及其小说的证据。
(三)批判的倾向性
老舍从但丁、契诃夫、狄更斯的作品中，获得了一个信念：批判。但丁、契诃夫、狄更斯的作品都猛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欧洲中世纪资本主义的黑暗。老舍也一脉相承，在自己的小说中崭露了批判的锋芒。
老舍批判的对象是封建主义，批判的方式是通过对市民心态的讽刺来实现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日》揭示的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相互撞击下，国民性弱点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猫城记》表面写猫人的丑恶行径，其实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揭露;《二马》的创作动机更明确，旨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老马所代表的老一辈中国人，其特点就是“出窝老”、“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老舍在这些作品中，对市民心态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揭露，达到了批判的目的。
(四)讽刺、幽默的风格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其幽默的笔调，批判讽刺的主题而著称。他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受到的英国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他的早期小说创作，更是受益颇深。老舍始终认为幽默是一种心态，“一种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一种并不只笑别人，也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从而笑自己的心态，基于此才能做到“和颜悦色、心宽气朗”。
首先，影响老舍小说讽刺、幽默风格的是古希腊的喜剧，尤其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老舍读古希腊的喜剧，“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形式与内容的调谐”。老舍此后的创作，多有阿里斯托芬的影子，正如他自己所说“像阿比累(即阿里斯托芬)那样要笑就笑个痛快，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之后，老舍读了契科夫和狄更斯的小说，这些作品，大大地强化了老舍作品现实主义的力度和老舍的艺术趣味：注目下层人生，笑就笑个痛快。
将《老张的哲学》与《匹克威克外传》进行简单地比较，就不难发现，首先，两者人物均很滑稽，老张卑琐、可恶的德行、心态与《匹克威克外传》中的匹克威克一脉相承，都具有既可意会，又可言说的滑稽味;其次，语言十分幽默，“为笑而笑”。正如老舍所说的“在谈笑中。道出深刻的道理，叫幽默的语言发出智慧与真理的火花来。”
当然，老舍先生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这些，老舍接受外国文学的基本路向是：从“单一”地接受某一位外国作家的影响，走向综合地汲取众多外国作家，包括威尔斯、康拉德、福楼拜等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营养。
总之，老舍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自觉并且直接的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且他的小说也融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获得了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