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骆驼祥子点评鉴赏

张东东

  简介: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中国北平城里的一个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

  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勤劳、纯朴、善良,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却再也不愿意回农村去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祥子,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凭着勤劳和坚忍,他用三年的时间省吃俭用,终于实现了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但刚拉半年,车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祥子失去了洋车,只牵回三匹骆驼。祥子没有灰心,他依然倔强地从头开始,更加克己地拉车攒钱。可是,还没有等他再买上车,所有的积蓄又被侦探敲诈、洗劫一空,买车的梦想再次成泡影。

  当祥子又一次拉上自己的车,是以与虎妞成就畸形的婚姻为代价的。好景不长,因虎妞死于难产,他不得不卖掉人力车去料理虎妞的后事。至此,他的人生理想彻底破灭了。再加上他心爱的女人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连遭生活的打击,祥子开始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任何企求和信心,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不再像从前一样以拉车为自豪,他厌恶拉车,厌恶劳作。

  被生活捉弄的祥子开始游戏生活, 吃喝嫖赌。为了喝酒,祥子到处骗钱,堕落为“城市垃圾”。祥子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沦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创作背景:

  《骆驼祥子》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旧北京为背景。祥子所处的时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

  《骆驼祥子》中的背景世界是黑暗的、畸形的、失衡的中国旧社会,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祥子只是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但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贫穷又剥夺了他们手头仅有的可怜的自由。

  1936年,老舍的一位山东大学朋友谈起他雇佣车夫的经历与见闻:一位车夫买了“洋车”不久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受穷。当时老舍觉得该题材可以写成一部小说。新文学诞生以来,胡适、鲁迅等作家都先后写过人力车夫,但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以俯视的姿态表达对车夫的同情,并未深入其内心和灵魂深处去体味车夫的人生。老舍因出身贫苦市民家庭,从小就与下层民众接触,对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有着较深入的了解,这一切都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提供了材料来源。

  老舍的朋友随后又说起另外一个车夫的故事,他被军队抓去了,哪知转祸为福,乘着军队转移之际牵回三匹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老舍决定把骆驼与车夫结合到一起,用骆驼引出主人公祥子的出场。老舍把祥子放到了自己熟悉的北平。

  1936 年的春夏,老舍痴迷地搜集材料,不断润色祥子的形象。山东大学闹了学潮,老舍辞去教职,专心地投入到《骆驼祥子》的写作中。1937年1月,小说在《宇宙风》连载。

  点评鉴赏

  《骆驼祥子》的经典性在于,它不单是人力车夫的悲剧,不单是劳苦民众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民族的悲剧。作家以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描写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一个新旧交替、充满血泪、充满矛盾的时代。从那平庸的人身上,从那俚俗的语言中,我们感觉到我们民族的灵魂在痛苦地抽搐。小说围绕祥子对买车的执着追求以及他与虎妞的情感纠葛两条线索,讲述了祥子三起三落,最后走向堕落、蜕变的人生命运,文本具有极大的张力。

  首先,《骆驼祥子》讲述了一个小人物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悲剧

  小说细致地描绘了祥子为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种努力。来自农村的破产青年祥子选中了拉车这一行,把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决心,“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与几千年来的农民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几亩土地上一样,祥子把自己的前程也完全寄托在一辆洋车上,“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就“可以使他自由、独立”。他真诚地相信只要当上车子的主人,也就成了生活的主人。然而,在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里,祥子的命运只能控制在别人的手里。由于社会环境和命运的捉弄,祥子从乡村的个人主义英雄沦落为城市的流氓,走向了道德的堕落,没有了是非,更没有了梦想。小说通过祥子个人奋斗的悲剧表现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诉求以及对个人道德蜕变的思考。

  其次,它揭示了作家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骆驼祥子》所写的,主要是展示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遭遇后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恶劣的社会毁灭了要强的、好梦想的祥子,他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终于堕落,他在命运的旋涡中挣扎而终于屈服于命运,沦入真正的车夫的“辄”。老舍如此安排祥子的命运,让进城后的他在道德上、人性上逐渐“异化”,最终堕落成一具失去灵魂的肉体。它显然不只是为了批判现实社会,也不只是为了批判传统文明和落后的国民性,更深层的旨意是反思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