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再灌下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若不及时知止，可就难免玉山颓欹，剔吐纵横，甚至撒疯骂座，以及种种的酒失酒过全部的呈现出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卡力班，那个象征原始人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是人间所有物。美洲印第安人初与白人接触，就是被酒所倾倒，往往不惜举土地界人以交换一些酒浆。印第安人的衰灭，至少一部分是由於他们的荒腆于酒。
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者，一说是仪逖，又说是杜康。仪逖夏朝人，杜康周朝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制酿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仪逖的酒未必就是杜康的`酒。尚书有“酒诰”之篇、谆谆以酒为戒，一再的说“祝兹酒”(停止这样的喝酒)，“无彝酒”(勿常饮酒)，想见古人饮酒早已相习成风，而且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三代以上的事多不可考，不过从汉起就有酒榷之说，以后各代因之，都是课税以裕国帑，并没有寓禁於徵的意思。酒很难禁绝，美国一九二○年起实施酒禁，雷厉风行，依然到处都有酒喝。当时笔者道出纽约，有一天友人邀我食于某中国餐馆，入门直趋后室，索五加皮，开怀畅饮。忽警察闯入，友人止予勿惊。这位警察徐徐就座，解枪，锵然置于桌上，索五加皮独酌，不久即伏案酣睡。一九三三年酒禁废，直如一场儿戏。民之所好，非政令所能强制。在我们中国，汉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律不曾彻底实行。事实上，酒楼妓馆处处笙歌，无时不飞觞醉月。文人雅士水边修禊，山上登高，一向离不开酒。名士风流，以为持螫把酒，便足了一生，甚至于酣饮无度，扬言“死便埋我”，好像大量饮酒不是什么不很体面的事，真所谓“酗于酒德”。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六岁的时候，侍先君饭於致美斋(北平煤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园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肠，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饮，瘦小者也许能鲸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其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王充《论衡·语增篇》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於醉酗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都邮”，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三五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昏目眩粘牙倒齿。惟酒无量，以不及於乱为度，看各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
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怀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惟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於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帐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育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得是勇，直是狂。
酒能削弱人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酒后狂笑不置，也有人痛哭不已，更有人口吐洋语滔滔不绝，也许会把平夙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甚至把别人的阴私也当众抖露出来。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万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这也许是人类长久压抑下的一部分之发泄，企图获取胜利的满足，比拿起石棒给人迎头一击要文明一些而已。那咄咄逼人的声嘶力竭的豁拳，在赢拳的时候，那一声拖长了的绝叫，也是表示内心的一种满足。在别处得不到满足，就让他们在聚饮的时候如愿以偿吧!只是这种闹饮，以在有隔音设备的房间里举行为宜，免得侵扰他人。
《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关于酒，说来我与它的缘份不浅，印象中第一次被针刺屁股就与它有关。
提起黄酒，南方人应无人不知，我被针刺屁股也就是被它所累。那一年阿婆(奶奶)尚还健在(以她生前曾摔倒瘫痪向前计算，那年的我应不超五岁)，有一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用碗盛黄酒给我喝，因为黄酒味甜，吃后我仍吵着向她要——不知是心痛她的孙女我，抑或是客家人爱黄酒的原因，当她看到孙女儿爱喝时，她老人家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我再添了一碗。
一个黄毛丫头，一连两碗黄酒下肚，这还得了!第二天(也许是当天下午)我便全身出疹(好像是全身起了红斑类的东西)，然后便有了开头所说的针刺屁股了。
记忆如此简单，除了那两碗洒，现在的我连阿婆的半点印象都没有了，而至今仍怕针头的我也忘了那次我曾否因恐惧而呼天呛地地痛哭，又或滚地三圈以避开针筒?
慢慢长大，慢慢长大，黄酒的记忆便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最后被父亲的白酒(米酒)代替了。
父亲好酒，童时虽然家穷，他还是喜欢餐前喝上一两杯，而只要他餐前喝酒，他都会让我和妹妹各呡上一两口，美其名曰：培训我们的喝酒能力，以后用得着(即：月子酒)。
小孩子对每样东西总是好奇的，那会儿的我们也一样，父亲斟好酒后，我们姐妹俩先呡，然后假装酒辣，装模作样地吐吐舌头，咯咯笑完后返还给他，然后便急速扒饭了……
记忆还在，酒香还在，好酒的他却走了，走之前还留下半酲黄酒。
黄酒是大嫂月子时剩下，爱女心切的他在他孙女儿满月后不久便用(水)泥密封，至今已多个年头。
上面是家酒的记忆，现在的我在数次醉酒后，早已失去了酒兴，特别是白酒，闻之头晕!
曾经迷恋的酒仙酒圣风度，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明白了也就黯然了。
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後主编过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後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後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後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40岁以後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