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人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犹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做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里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贿赂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喂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右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贿赂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嘲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磅，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就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木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涵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 “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挂着的福字”(“倒” 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时常为他淡泊名利、达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悦。在怀人之作《悼齐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顾往事后这样抒写道：“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关于第二点，粱实秋作了一些阐述：“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齐先生心胸开阔，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还讲一步解释了齐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其实梁实秋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所谓“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仅作为一个生活者，而且能超脱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情趣，从中获得心境上的愉悦。梁实秋的许多散文，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的特点.从他对外界事物或自身经历的叙述、抒写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这篇小品写作者自己国难时期的陋屋。他在这座地处僻远、“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过得很愉快，虽说此处有“聚蚊成雷”之类的现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何况明夏“谁知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这里透出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飘零感，同时显示着他那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国难期间，应该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需知当时有多少苦难同胞流离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琼楼玉字里享福的达官显贵，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梁实秋，他能如此安贫乐道，尤显可贵。但梁实秋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并不虚度时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文中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他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有相当的价值。四川多雨。雨既然来了，他坦然相对。文中写道：“滂沱大雨时，屋顶湿印到处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笔下颇有诗意。对“聚雷成阵”之类现象安之若素，又视屋顶灰泥崩裂 “如奇葩初绽”，并饶有兴致地品味个中酸甜苦辣，不正说明着他超然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洒脱、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身旁发生的种种事态吗!作者在个人凼顿中确乎表现得十分豁达，但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毕竟不大合乎世情(何况他的个人困苦正因国难所致)。梁实秋写于抗战时期的小品，几乎全然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梁实秋说，“雅舍”虽是陋屋，却“自有它的个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个性的。在“雅舍”居住期间，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目叫《穷》的散文颇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个性的`了解。文中说，人在穷时尤不可志短;结尾则云：“典型的穷人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接着他引了孔子的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话出自《论语》，紧跟着还有两句他没有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来他在一首赠作家琦君的《金缕曲》中加以点化：“富与贵，浮云耳。”重义轻利、穷而不改其乐正是梁实秋个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鉴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已成泡影，政治现实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浊社会里的梁实秋为了摆脱烦恼而疏离政治，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其消极的一面是毋庸讳言的，但他藐视权贵，不为名缰利索所绊毕竟还是可贵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适的人世情趣，又何尝不是对滚滚红尘中那种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尔虞我诈的世风的一种反拨。
梁实秋有种说法：“一切只要随缘”，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乐》中他则说： “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又说惟“心无挂碍”方能快乐。因而他工作时专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乐趣时也心不旁骛。接着他抒写切身体会道：“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乐趣范围极广，散步、随缘观景、欣赏尘世中人生的形形色色，无不包罗在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偶尔遇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能不令人快乐半天?”在他看来，人世间到处都能享受到生活乐趣。这是内心湛然的梁实秋的一种人生体味。
梁实秋既然视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乐趣确实多多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十分欣赏曾国藩的一句格言：“作人从早起起。”他年老时写过一篇《早起》，它中忆起青年时代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情形：“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粱实秋写作《中年》时自己适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并颇为豪迈地说：惟有“中年才能担得起大出轴子戏，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他借抒写自己的感受所表现的这种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