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镜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川的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的吊出两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斓。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要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到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顽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也不过是奉行故事，乐得敷敷衍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的进了课堂。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的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
“xxx!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的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的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样会能够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朗朗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儿，他说：“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工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的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但恨不见替人!”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疾革时，宋之问等前去探病，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胡适之先生作《白话文学史》写到杜甫的身世时，也提到杜审言这一段故事，认为他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他的这两句话固然颇有风趣，其实也是十分矜诞，因为就我们所能读到的杜审言的诗作而言，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把宋之问等久压在下。不过“但恨不见替人”这一句话，不管出自谁口，确是很耐人寻味的。昨夜晚，初闻胡先生逝世噩耗，友朋相顾愕然，有人问我有何感想，我未假思索的说：“死者已矣，但恨不见替人!”胡先生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最肯鼓励后进的人;他乐观，他相信处处都慢慢的在进步。他本人不会有“恨不见替人”之感，倒是我们客观的看，他空出来的这个位子短期不易有人能填补上去。
胡先生的位置之所以不易找到替人，是因为那位置的性质不简单。第一是他的学问。胡先生曾经屡次的谦虚的说，自己不知专攻的是哪一门学问，勉强的说可以算是研究历史的。实则他接触的范围极广，对中国的文化与西洋的文化都有真知灼见。现在学问趋向于专门，讲究一个部门的深入，像以往所谓学究天人的大儒，于学无所不通，已不可复求之于今日。苟能学贯中西，于思想学术盘根错节之处提纲挈要见其大者，即属难能可贵。第二是他的道德。胡先生的学术思想方面的地位太高了，一般人不易认识他在道德方面之可敬可爱。胡先生数十年来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固已尽人皆知，但这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凡是曾列胡先生门墙或曾同窗共事者，多多少少都能举出若干具体事实证明胡先生为人处世确实做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地步。以学问道德涵濡群生，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生死无常，事至可悲，但是学问道德并垂不朽，则又有何憾?我们于哀悼震撼之余，应该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自由的精神，科学怀疑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如果胡先生所倡导的精神态度，能够继续努力加以推进，则胡先生虽死犹生。千千万万的人，都可说是胡先生的替人了。
梁实秋的散文内蕴丰盈，行文崇尚简洁，重视文调，追求“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艺术境界及文调雅洁与感情渗入的有机统一。且因洞察人生百态，文笔机智闪烁，谐趣横生，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晚年怀念故人、思恋故土的散文更写得深沉浓郁，感人至深。《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是梁实秋散文中写人的名篇，作者用风趣幽默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调刻画了一个貌丑性凶但却敬业爱生的独特的老师形象。本文在写作上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欲扬先抑，似贬实褒
从文章的开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是要褒扬自己的国文老师，可从文章的第二小节开始，作者不惜笔墨，连用四个小节，写老师可怕的绰号、怪异的相貌、狰狞的凶笑、不良的习惯……但这些看似贬损的描写并无恶意，作者实际上是在通过这些富有个性特征的描写来突出国文老师的有趣和可爱，同时也与下文写老师的认真、敬业、爱生形成了表和里的反向衬托，外在的丑正衬托了内在的美。
二、善抓特征，描画细腻
作者不愧为散文大家，在他的笔下，人物栩栩如生。究其因，是作者善抓特征所致。那有棱有角的脑袋轮廓，那秃秃亮亮的尖头，那方方扁扁的脸形，那总是耸得高高的肩头，那常吸溜鼻涕的酒糟鼻子，那油渍斑斑的长袍都是我们在古今人物画廊中从未见到过的。也许作者本身就是漫画高手，寥寥几笔，人物就形神兼备了。
三、语言幽默，谐趣横生
诙谐幽默本就是梁实秋散文的语言风格，本文依然体现了这种风格。本来回忆自己恩师的文章应该严肃庄重些，但作者偏偏不肯。你看他写老师的鼻子，一会儿说他“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一会儿说他“鼻孔里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 ，一会儿又说他“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真是竭尽调侃之能事，文中这样风趣幽默的描写比比皆是，但毫无做作之感，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