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非常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从文学题材上来说，表面上梁实秋主张题材无限制论。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广泛的，在根本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限制。”题材是不应该加以限制了，然而如何处理题材，却并不是任意的，而应该是有选择的，用梁实秋的话来说，就是“批评家并不限制作品的题材，他要追问的是作家的态度和作品的质地。”这里，梁实秋所说的`虽然是批评家，其实也代表了梁实秋心目中作家处理题材的态度，因为梁实秋心目中，批评和创作是大体一致的，对不符合人性的题材，作家应该通过艺术加工，使之符合人性，比如说，对通奸这样一件事，不是说不能写，然而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以艺术的方法指出，这样的事情是悖乎人性的，不合伦理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题材的方法。可另一方面，梁实秋又说，“艺术的题材和艺术的方法又绝非可以离开，只有高贵的题材才值得用高贵的方法。”高贵的方法只有高贵的题材才配用，那么，要想创造出高贵的作品，自然更要用高贵的题材了。题材虽不可限制，然而题材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这才是梁实秋心目中真正的题材观。在《现代文学论》《论诗的大小长短》《诗与伟大的诗》等文中，梁实秋一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当有一定长度，这其实是他心目中这一观点的折射。梁实秋看到了作者在处理题材上应起的积极作用，却又人为的将作品的题材划分为上中下几等，这是由他的贵族主义思想决定了的，可以说，梁实秋骨子里的贵族主义精神注定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