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是元和诗坛继孟郊、韩愈之后出现的另一位伟大诗人。他深受屈原、李白以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因此其诗歌想象力丰富。
李贺(公元790-816)，字长吉，生于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是中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贺因为父亲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肃”与“士”音近受到了他人的议论攻击而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从而断绝了他报效国家的志愿和抱负，正因为如此，他写下了许多抒发个人苦闷，壮志难酬或者感叹壮志难酬的诗歌，除此之外，李贺还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表现人民悲惨生活的现实诗歌。代表作品有《雁门太守行》《神弦曲》《梦天》《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等，著有《昌谷集》。李贺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将鬼怪、游仙、死亡等纳入诗歌，阅读他的诗歌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异荒诞、幽寂冷艳的别样世界，因此被后人称为“诗鬼”、“鬼才”。李贺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27年，但是他却将对诗歌的创作视为生命之所系，这样一方面使得他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因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也使得其诗歌融入了浓厚的苦闷情怀和感伤情绪，最终形成了他凄艳诡激的诗风和意象营造方式。李贺自幼身体较为羸弱，因此他对生命、死亡等较常人比较敏感，本文就将以此为切入点，试对其诗歌中蕴藏着的生命意识进行重点的分析解读。
一 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外在表现
对生命和死亡的强烈关注使得李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内涵，从他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社会、生活、生命以及人生的不满与无奈，从而也使得其诗歌总是折射出浓厚的悲剧色彩。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外化主要表现在诗歌意象的运用和悲剧色彩的呈现上。
首先，李贺对诗歌意象的营造。意象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艺术手，它是作者内在情感和外在感性的一种表达，实际上是情与像的一种结合，它既可以包括反映现实的真实意象，也可以包括跳出真实生活范围的超现实意象。纵观李贺的诗歌，他对意象的使用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这种情绪化正是对生命、人生和死亡的外在化思考和表现，也就是其生命意识的外在表现。在意象的选择上，李贺对凄婉哀伤的意象情有独钟，并且还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将或者词语这些意象情感化，从而使得意象与“我”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最终营造出极具凄凉悲剧色彩的意象群，从而表现出他对短暂倏忽生命的珍视和无可奈何。李贺总是用一些带有色彩和情态化的意象，这起到了描绘渲染的作用，如“老红” “笑红” “寒绿”“凝绿”等，李贺意象这样的运用使得其诗歌形成了通感的效果，让读者举得视觉、味觉和嗅觉之间有互通之处，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香雨”和“酸风”，还可以有“吹日色”的箫声和“刮露寒”的月光。李贺对生命意识的情绪化还使得他总是运用一些瘦硬、刺目、可怕、险怪的意象，如“青狸”、“寒狐”、“血斑”、“荒沟”等。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意象营造一方面看出了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对人生、生命的偏执以及孤僻抑郁的精神世界。
其次，李贺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认知会因为不同人的文化素养、性格特点不同而不同，当对生命人生的思考与追求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之时就容易使得人产生悲剧的心理和悲剧性格，这完全符合李贺短暂一生的写照。李贺人生的悲剧可以说是社会、自我悲剧的结合体，尽管他有着执着于对生命的追求，但李贺始终无法摆脱现实和自身的悲剧境况。李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作了大量的游仙诗，将自己对生活、生命的不满倾注于游仙诗中，借以抚慰自我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凄凉，他希望自己可以像神仙一样自由的遨游在天堂、幻境之中，从而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和限制，在无拘无束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但现实真实境况让他的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渺茫，所以这些诗歌总体上都呈现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李贺的游仙诗迥异于常人的想象和幻想，而他又在幻想和想象之中加入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从而使得其诗歌与现代的意识流小说有着相通之处，如“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王子吹笙鹅升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可以看出，这些诗歌的想象虽然自由流动且出人意表，但在深层次上都可视为其苦闷的象征。
二 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审美形态
李贺的诗歌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并且这种生命意识还投射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美，这种美既表现在语言形象上，也表现在谋变布局上，更是表现在对生命的蕴藉内涵上传达上，不过李贺笔下的这种美却是神秘晦涩且阴森病态。
首先，病态凄凉的审美形态。李贺诗歌在总体上表现为冷艳凄迷的情调，因为他一直渴求摆脱自身的病态，但始终无法实现，因此他对生命的关照总是呈现出一种病态凄凉的审美形态。他在诗歌中多次对自我羸弱的身体进行大量的描述，如“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球、杨敬之》)、““泻酒木栏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十三首》)”、“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等，李贺对自我病态身体的描写实际上也表现出了他对矛盾社会状况的描写，反映出了矛盾现实对其病态身体的摧残和侵害，所以其笔下的诗歌也总是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美，但这种美并不等同于颓废美，只是表现出了李贺我可奈何有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李贺病态的生命意识中还包含着凄凉的悲剧之美，这种凄凉悲剧美实际上是李贺主观悲凉情绪的一种外化，阅读李贺的诗歌可以看到许多凄凉悲伤的语句和词语，如他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诗中的“幽、啼、冷、风、雨”等都让整首诗染上了凄凉悲剧的色彩。 其次，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李贺的诗歌总是喜欢选用一些阴森恐怖、狞恶锐利的意象来表现他对人生、生命的关照，因此诗歌中呈现出的生命意识也总是折射出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也就是说李贺总是以“丑”为美，李贺总是认为“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堕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因此其笔下的诗歌世界总是异常的阴森恐怖和神秘晦涩，如“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歌》)、“金虎蹙裘喷血斑”(《梁台古意》)、“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长平箭头歌》)”等。李贺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一方面造成了其诗歌意境的迥异，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形成了区别与他人的独特诗风。晦涩阴森的审美形态是实际上是另一种美，诗中的游仙、梦幻和鬼怪在本质上与作者是相通的，表明了李贺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和认识，。李贺诗歌的晦涩阴森与韩愈、孟郊的枯寂冷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李贺的阴森恐怖的审美形态是其对生命意识的一种内在挖却和心灵的主体呈现，而韩孟二人且只是客观上的一种呈现，所以李贺在“以丑为美”和晦涩阴森的描写上较之他人来说更加具有自我鲜明的艺术特色，同时在艺术手法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命意识。
三 李贺诗歌生命意识形成的原因
李贺本人身体多并且敏感，因此其诗歌中非常注重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自我主观化的想象，因此他对生老病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验，进而使得他的诗歌总是传达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李贺诗歌生命意识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社会生活的震荡和矛盾的激化都增加作品本身的悲剧色彩，李贺生活的中唐时期正是一个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剧变的飘摇年代。从历史进程上看，元和年间较之以前的安史之乱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不过表面的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无限的危机感，中央集权与地方藩镇割据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而朝廷内部则被宦官把持朝政，因而政策混乱且人才流失，这都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原来的意气风发和精神面貌，所以诗人们的创作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的诗歌中不再有初盛唐那种飞扬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也失去了表现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深广情绪，尽管有些作品中还留有盛唐余韵，也写作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总是呈现出一股苦闷悲寂的意境和清雅凄迷的情调。诗人们的创作不在有雄浑的风骨气概 ，而是转向了对悲淡、细致的内心世界的表达，从而逃避从盛唐到中唐的巨大落差感。李贺的诗歌创作也染上了这层悲伤感色彩，他总是在追忆往昔、目睹现实中发出生不逢时之感，心中热切的仕途欲望被现实的社会因素所取代，所以诗中颇多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悲苦郁闷的情怀。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李贺对人生和生命多了几分深沉的思索，同时也加深了其诗歌创作的苦闷悲剧色彩。
其次，生理、性格因素影响李贺生命意识的形成。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之外，李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注还源于其多病的身体状况和抑郁的性格特征。李贺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且长得一张怪诞丑陋的面庞，他长的“细瘦”，而且是“大鼻”、“长指爪”。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却因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都使得带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理想抱负的无情被粉碎也让他的精神始终处于苦闷抑郁之中。他的敏感早熟使得他过早的就体验、品尝到了人生、生命的苦涩，在生理和性格的双重压力之下，李贺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早衰和病态的心理，“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由此可以看出身体的多病和性格的敏感抑郁使得人生的短促倏忽引起了他无比的恐慌，而这种生命短促的思想又反过来冲击着他多病且敏感的身体。李贺虽然是没落王室后裔，但是他始终以皇室宗亲自居，自视甚高，在其诗歌中总是出现“皇孙”、“宗孙”这样的称呼，，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通过显赫的身世获得地位和认可，无奈家族早已中落，他的希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这都进一步增加了他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和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