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与孟浩然隐逸思想的迥异及原因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王维与孟浩然，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儒道佛思想影响，二人最终都走上了隐逸之路， 然而其隐逸思想存在着差异，这与二人的阅历、心态、性格等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王维、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观此二人一生，都走上归隐之路，其诗歌亦多表现诗人返归自然、怡情养性的审美情趣和隐逸山野生活的闲情逸致。王孟隐逸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二者隐逸思想的差异性与个人性格气质、人生阅历、审美趣味等有关。
一、“王孟”隐逸思想之成因
首先，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人的“入仕”情结与仕途不畅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碰撞后，诗人内心调和的结果。
儒家思想及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封建时代的文人，入世性是儒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儒生的座右铭，积极入世，以自己所学建功立业，践行“学而优则仕”，几乎是每个儒生毕生之所求。
王维(公元701--761 年)，孟浩然(公元689 --740年)，参与社会活动正是开元、天宝盛世时期。经济的繁荣及国力的强盛，成就了唐代士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科举制的推行拓宽了仕进道路，让更多的寒门学士有了仕进的可能，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参加科举，积极干谒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王维自幼聪颖过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十五岁独自游学长安，超群才能为皇族诸王所赏识，与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宁王李宪交往密切。中进士及第，得以顺利步入官场，得张九龄赏识、提携，王维被擢拔为右拾遗。后张九龄的相位为奸臣李林甫所代，在这一权要人事变动之时，王维不仅意味着政治靠山的失去，更意味着其理想中开明政治的幻灭。为明哲保身、远祸自全，王维一度隐居终南山;后来经营蓝田别业，半官半隐。惬意的山野恬淡生活，不但让他养成了山水禅寂的审美趣味，也逐渐让他找到了心灵的自我满足和精神的诗意栖居地。
孟浩然，40岁以前隐居于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以孟子后裔自居，立志要继承先祖遗志，养己“浩然之气”;迎合崇儒习儒的风尚，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经国济世，这些都强劲地催生着孟浩然执着求仕的心迹和历程。《旧唐书·孟浩然传》记载，孟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科举受阻，诗人转而寻求官友荐举。著名的干谒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一联，即表达了诗人希望通过张九龄援引一登仕途的迫切心情，充分体现了不甘寂寞儒者的豪逸情怀。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对仕途的热望与官场的失意、求仕的失败之间的矛盾冲突剧烈地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他们需要调和自己内心沉重的失落，疗救饱受创伤的心灵，于是抛却世俗、亲近山水、归隐田园。
其次，佛家的“静”与“空”，道家的“无为”思想对王维的隐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誉的诗人。其父去世较早，母亲崔氏青年守寡，以佛为伴，王维常随母跪坐焚香，念诵佛经。受家庭影响，王维信奉佛教，一生乐此不疲。尤其在恩师张九龄罢相及“安史之乱”以后，他更是投入“佛”的怀抱，为自己寻求精神归宿。佛家的静、空，讲求万事万物以自身的方式自我呈现、自由往还，即人与万物冥合为一。这种思想影响让王维更乐于往返山林，寻求寂静，追慕物我合一的境界。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曰“道隐无名”。道家认为人以道为法则就要抛却名利所累， 顺应自然， 即无为。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相通，庄子在仕隐之间的选择很坚决， 即隐。这种思想影响着王维，当官场失意之时， 他便会抛却世俗， 亲近山水，在仕隐进退之间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追求自由快乐的田园生活。
第三，深厚的荆楚文化和历史悠久的.隐逸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孟浩然的隐逸。
自然环境优美的湖北襄阳是孟浩然的家乡，他早年隐居鹿门山，潜心读书，性情得以陶冶。当时的荆楚之地，隐逸之风盛行，智绝诸葛亮、高士庞德公等，都对他向往山林隐逸、追求清高淡远生活亦有深远的影响。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虽然他也曾踌躇满志，但荆楚先贤的淡泊超然让他羡慕神往，而且这种神往之心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而不断强化。在家乡的田园山水及先贤高士的精神怀抱之中，诗人拥有了一个释放自由与心性的自我世界，当怀才不遇、理想受挫时，他便会自然地退入自我世界固守。
二、“王孟”隐逸思想之迥异及其原因
王孟二人在仕途上的归宿都是隐逸，然而此二人的隐逸思想存在着差异，王维是功成名就后因仕途遇阻而隐逸， 即为官后归隐，是心理成全后的归隐;而孟浩然则因仕途无路而隐逸，即未官而归隐，是背负着心灵伤痛的归隐。
首先，王孟二人个性气质的不同造就了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天资聪慧， 除精于诗歌，还谙习绘画、工于音律，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被人认识、 赞赏。再加之王维性情温厚，人缘极好，故每遇事能左右逢源。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王维为叛军所获，被送到洛阳，封以伪官。公元757 年，官军收复长安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或被处死或受刑。王维因写了怀念唐室的《凝碧池》诗，加之其弟王缙请求削官为兄赎罪， 而仅受到降职的处分。正是王维的待人和善，才会有更多人为他争取、说情，这样的性格使得王维在官场上少了些风险。
王维心性敏感、细腻、闲雅而有情思，佛教的空寂又使他将一切看得较淡。他取字"摩诘"，即取义于佛教大居士维摩诘。笃志奉佛的志趣和仕途失意的苦闷，两相叠加，交互作用，每当挫折、失意时，他不会耿介于怀，而是用禅理佛趣来加以消解。他随世浮沉，对隐逸有机变态度。当朝廷重用他时， 他选择积极出仕;当奸臣当权时， 他则选择亦官亦隐。这种处世态度、生活哲学，让他以淡泊的心态应接万物，以物观物，展现大自然的原生态，极容易与自然相融。
孟浩然则生性倔强、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有隐士高人的清高之气。与王维相比，他一生少有其他艺术表现，故被认可、提拔的机会本来就少。然而他却似乎总是与各种机会失之交臂，最为典型的是他吟诗得罪唐玄宗的故事。在这偶然的“面试”中，他因“不才明主弃”一句，得罪皇上，丢失进身机遇。襄阳刺史韩朝宗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因仰慕孟浩然诗名，韩朝宗主动帮他到朝廷延誉。不料孟浩然竟因与友人开怀痛饮，而失约韩朝宗，失去政治机遇。不管这些传闻真实与否，孟浩然这种率性而为、随兴而动的风流气度及率真的赋性，致使他拙于谋身而屡屡碰壁是无疑的。
应试落第的心理打击及求仕无门的挫败，让孟浩然悲悯、羞愧、怨恨、激愤。但他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像李白、杜甫那样采用外向的方式与不平的社会抗争，而是把内心的愤怒之情分散、淡化、转移，使自己的心灵归向于旷达超逸。
孟浩然清高、率直的性格特点，强化了他思想性格中隐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这也使得他虽然始终抱有用世之志，但每每却在仕途需要加力的关键时刻不主动积极，所以终其一生都在入仕和归隐的矛盾中徘徊。
其次，王孟二人生平际遇的差异导致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21岁中进士，登第之早，在唐代罕见，最终官至尚书右臣，官爵之尊，在盛唐诗人之中属幸运儿。王维一生除短暂隐居于嵩山等地，几乎都在做官，在终南山和蓝田辋川，过的也是亦官亦隐的吏隐生活。王维为官四十年之久，多为京都朝官，阅尽政坛丑恶忠奸，对官宦人生有自己特殊感受。特别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张九龄罢相，让王维陷于尴尬的政治处境，身心遇到重创。为了避免政敌陷害，王维选择隐居。随心所欲的山居闲逸，让他获得卸去精神重压后身心解放的快感，心所向往的“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的静穆人生让他津津乐道。可见，王维是惧于宦海风波而朝隐自保，因仕途坎坷曲折而隐逸。
与王维相比，孟浩然似乎命运多坎坷，一生几乎无功名与官职。早期孟浩然隐居于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主要是为应试作准备。他前期的隐逸，有志于将自己的政能才干效力于当朝，本身有着积极入世的意义。40岁入长安考进士不第，给孟浩然沉重打击。他前期隐居时的乐观渐渐被消融，求仕失败、出仕不得，让他深感痛苦、失望。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干谒、求仕的希望，最终在49 岁时做了张九龄的幕僚，一年多后去世。隐居和出仕之间的矛盾交织，始终让他无法取舍，最终在奔波求仕时遑遑不定其意和隐逸幽栖时难以排遣孤独失意之间的摇摆中度过了一生。
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说：隐士往往是内心充满矛盾的。孟浩然并非是甘于归隐之人，他迫不得已选择走向山林，是欲宦不得而被迫野隐，是不得志而隐，无奈而隐，是失意的隐居，是仕途无路而隐逸。
再次，王孟二人审美趣味的不同决定了其隐逸思想的迥异。
王维仕途不算曲折，然而张九龄被贬使得他不得不隐以待时。从开元九年的被贬，到天宝期间的半官半隐，王维向往山林别业中静居独处的清净自由，山水禅寂、宁静恬淡的审美趣味得以养成。
王维心系佛门，追求禅宗“无我”的空明境界、宁静之美与心境的纯美;佛教的空寂使他超然物外、不计得失，超然的态度使得他虽身在藩篱而心存山水田园。他把闲适的隐逸生活和对自然的歌咏紧密结合，将佛教哲思理趣投射到诗歌创作，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的纯美诗境。他的许多作品如《终南别业》、《辋川集》、《鸟鸣涧》、《过香积寺》都带有禅意和禅趣，具有独具特色的宁静之美与空灵境界。
孟浩然久居田园，布衣终身，审美取向为率真、清淡，闲放悠远。他的许多诗，作于旅行途中，不掩饰，不做作，流露真性情，意象疏朗，善用白描，不做静心的哲理思考，带给人更多感受上的愉悦。闻一多先生评价说：“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孟浩然的退隐是想要入仕而不得的解脱，想要在山水之间忘却得失，不免有抑郁、孤寂、落寞、悲怆之情绪流露。
综上，王维的归隐以佛理禅趣为支撑，亦官亦隐，表现了陶然于官场之外的悠闲情调和闲适心境;孟浩然的隐逸则是仕途无门、孤独失意后无可奈何的退守，融合着诗人终身怀才不遇的酸楚和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