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与韦应物山水田园诗比较
孟浩然(公元689—740)、韦应物(公元737-792)分别是盛、中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后人常把他们并称为“韦孟”，又把他们与王维、柳宗元合称为“王孟韦柳”。孟浩然被认为是继陶渊明之后，大力写作田园、隐逸题材，并将之与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行旅题材结合起来，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之先者。而韦应物在格律盛行，“词流秾郁，感荡成波”(徐献忠《唐诗品》)的大历诗坛，却以“高雅闲淡”(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五言古、近体独树一帜，上薄陶谢，下该王孟，成为山水田园诗派中的重要一镇。
“韦孟”得以并称，是由于他们在山水田园诗创作上的显著成就和相近风格。然而因其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仍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孟诗较狭窄单一，韦诗较深刻丰富。
孟浩然一生主要是在闲居和漫游中度过，因此他写了大量的山水诗，这些诗或描山摹水，抒写隐逸情怀，或反映他与一些高人、隐士及与他同一知识阶层人士的交往，或表现自己行旅途中的愁绪等，但其思想内容始终局限于一个“小我”的境界，即他个人的感受。在他的山水诗中，“我”、“吾”、“余”等字样随处可见，如：“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我来限于役，未暇息微躬。”(《彭蠡湖中望庐山》);“异县非吾土，连山尽绿篁。平田出郭少，盘陇入云长。”(《行至汉川作》);“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洞庭湖寄阎九》)。据统计，在《孟浩然集》(四库本)中，“我”字出现27次，“吾”字出现22次，表示“我”的意思的“余”字出现30次，共计79次。翻开孟集，反复冲击我们视野的是这位“孟夫子”孤高的自我形象。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关注，更难以看到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孟浩然还写了一些田园诗，这些诗重在描绘乡村恬静迷人的景色和表现农民待客淳朴的情意，而对于农民劳作的艰辛，他却体会不到，如《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诗中描写了农家冒着雷雨耕作的情景，诗末归结于欲躬耕隐居的愿望，说到底，他心里只想着自己的“雅事”，却看不到农民的艰苦。在孟浩然所有的田园诗中，他与劳动农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始终采取一种居高临下、孤芳自赏的态度。他曾在《山中逢道士云公》一诗中说：“酌酒聊自劝，农夫安与言!”简单的生活经历和过于狭窄的思想境界决定了孟诗的思想内容难以达到更高的高度。
韦应物也有一些纯粹表现自己个人感受的山水诗，如《行宽禅师院》：“北望极长廊，斜扉映丛竹。亭午一来寻，院幽僧亦独。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又如《夏景园庐》：“群木昼阴静，北窗凉气多。闲居逾时节，夏云已嵯峨。搴叶爱繁绿，缘涧弄惊波。岂为论夙志，对此青山阿。”语极幽淡，但仅限于“小我”之境，与孟浩然无二致。韦应物异于孟浩然的，是那些在山水行旅的同时，反映自己与社会现实的各种联系，体现其不拘于个人小世界、心系社会民众的诗作。试看《游琅琊山寺》：“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青冥台砌寒，绿缛草木香。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此诗幽深的意境和诗人淡泊的胸怀与前二首是一样的，但诗中却真实地反映了诗人与外界的各种联系。“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点明他出游的真实背景，毫不隐晦自己太守的身份，不去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装扮成纯粹的隐士。“鸣驺”句是写太守出游、车马仪仗的盛况。“青冥”以下至“饮水得清凉”，极写山寺胜景和游赏之兴，然而尽管如此，自己却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州之长的职责：“疲氓终未忘”。诗中既描绘了山水佳境，也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类似的诗作还有《襄武馆游眺》、《秋景诣琅琊精舍》、《慈恩精舍南池作》等。韦应物不论在出仕还是退隐时都写有不少田园诗，这些田园诗不仅表现了田园的宁静优美，淳朴和平，还反映了稼穑之艰和农民之苦，这在孟浩然的田园诗中是看不到的.。试以《观田家》为例：“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禀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此诗也写到了农民冒雨耕作的情景，但与孟浩然不同的是，诗人的笔触不仅仅停留于田家春耕的忙碌，还饱含着一颗悲悯的心，写出了田家劳作之苦，表现了一种可贵的愧民之情。刘辰翁曾说：“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唐音癸籖》卷七)这是实言，亦是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