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天姥吟留别赏析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四十五岁写成，四十五岁之前李白的人生之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读书和漫游时期(四十二岁以前)。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同时“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二十岁以后，他便漫游蜀中，登峨眉、赴青城。这些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八岁，便“仗剑出国，辞亲远游”，开始新的漫游和求仕的时期。足迹所及，几半中国。并先后与元丹丘、孔巢父和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郯中。(二)长安三年（四十二至四十五岁）天宝元年，终因吴筠推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贺知章见其，叹为“谪仙人”，名动朝野。
李白这一段人生旅程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语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表达的是作者对当时读书人依靠科举制度走上仕途的道路的不屑，而“越人语天姥，云霞名灭火可睹”表达的是作者对当时的依靠终南捷径走上仕途的道路却无比向往，所以他一生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到东南倾”，就是作者把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演化为作者对天姥山的向往。而“仗剑出国，辞亲远游”便演化为“我欲因之梦吴越”。“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是作者游历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名川大山，然而在李白的长期漫游过程中，他的理想并没有轻而易举地实现，所以他便有了“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的感觉。而且在长期的漫游旅程中还遇到不少困难，“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但是天宝元年由于吴筠的引荐，唐玄宗下旨召他进京，所以李白就有“裂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之感。李白终于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京城。在那一望无际的青色透明的天空中，日月的光辉照耀着金银的楼台。昏暗恍惚的景色和惊天动地的响声，神仙洞府的石门打开，青色的天空一望无际，日、月、金台、银台交互辉映，是真正的仙境。紧接着，神仙们都“霓衣”“风马”而至，老虎为他们奏乐，鸾鸟为他们驾车，浩浩荡荡，其乐融融。凡此种种，一个富丽堂皇、光明一片、济济一堂、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就呈现于我们眼前了。这便是诗人的梦寐以求的乐土。而这一切不正是京城的宫廷生活的写照吗?这样的“梦游”真是一种美的享受。这个梦游过程其实是作者的追求功名事业的过程，作者满怀喜悦来到京城，希望从此能“济苍生”“安社稷”，这就是李白长安三年的缩影。
但是他得罪了一些权贵佞臣，终于被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来到山东，这是李白政治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这也就是“忽魂悸以魄东，恍惊起而长叹”。于是李白又开始了新的漫游生活，所以他觉得“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而且长安三年，他亲眼见到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和宫廷生活的糜烂，这使他原来具有的.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一下子化为泡影。于是他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此时他产生一种消极避世的情绪，发出“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它包含了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与反思。
李白虽然对自己的人生旅程作了反思和总结，但是他追求功名事业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所以才有他后来追随李琰而被流放夜郎的故事。
关于楷书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因字体端正规范，堪称楷模，故得此名。提起它，人门很自然地会想到唐代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的《玄秘塔》和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以为这些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楷书。其实不然。那么，楷书最初产生于何时呢？
一些人认为可以上推至汉初，甚至有人提出秦始皇时代。例如宋代著名的书法理论着作《宣和书谱》在《正书叙论》篇中叙：“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汉初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3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谓秦羽人（羽人一说为职官名，掌征集羽翮作旌旗车饰之用；又一说是道士的别称——笔者注）。王次仲作此书献始皇以赴急疾之用。”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楷书始于东汉，也有的说是三国时代的魏时。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钟，指三国时魏人钟繇。而今人钟明善在《中国书法简史》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从汉字书法发展上来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书法从小篆转向隶书，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决定性变革，从此汉字由圆变方，一直至今都沿袭了这种方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真书、行书、草书这三种汉字书法的重要书体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魏甘露元年《譬喻经》墨迹、西晋元康六年写的《诸佛要集经》墨迹等，左弯的笔画为楷书的撇代替，斜钩代替了（隶书的）磔。此时真行草三体具备”。当时“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钟繇在这种崭新书体（楷体）的完善、推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这种说法，楷书经钟繇的完善并推广得到了大发展，那么其先声当然还得在此以前了。
近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汉未波、磔（左撇为波，右捺曰磔）纵肆极矣。久而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康氏又说：“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阴’‘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
赞成三国时期说法的还不乏名家，例如《中国书法简史》的撰者包备五说过，“汉隶的形体美再进一步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字画上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趯（直钩）’‘啄（短撇）’结体上更趋于遒丽、严整，这就形成了真书。”有关真书，清代书学家钱泳曾有一个颇给人启迪的说明，按其《书学。隶学》上讲：“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汉建安以后，渐有戈法波磔，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之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
循着今存的一些历代碑碣墓志上的书法窥察，我们可以在隋朝《龙藏寺碑》中看见唐代《九成宫》的先声。而隋则是融合北（朝）碑南（朝）帖的时代。北碑中的《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都是采用规范的楷体书写的。而北朝的书法，又可以在汉碑中发现其痕迹。如《经石峪大字》、《郑文公碑》、《刁惠公志》，则出于汉《乙瑛碑》；《贾使君碑》、《魏灵藏》、《杨大眼造像》各碑，则出于汉《孔羡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