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庆历新政”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谢上表》中，犹愤愤不平地辩解：“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阁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实乃“尝列谏坦，论议多及于贵权”，因之“若臣身不翻，则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里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三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这里地处偏僻，民风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倒也悠闲自在。在这里，清山绿水涤除他心头的烦恼，大自然触发了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和丰富的感情。他几乎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由于他把“与民同乐”看成是“刺史之事也”，虽然是“载评流徙”，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这时的人生观比较旷达的。《丰乐亭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原文：
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评析：
本文名为“记丰乐亭”，实际上作者却用了较多的篇幅，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歌颂了当时的“太平盛世”。尽管北宋前期的局势还远远比不上以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但从结束了唐末开始形成的`战乱纷争的割据局面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者虽把这种安定局势的形成归功于“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但是，他能同情并讴歌滁州百姓的“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的安闲生活，确实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本文是在欧阳修被贬后写出的。当他在宦海失意，地位一落千丈时，还能处之泰然，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胸襟是何等开阔!
文中写景的地方有两处。开头介绍清泉附近的环境，作者用了简练的语言概括出“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在第三段中，作者描绘游客们在一年四季中的不同感受时，只用了“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寥寥十五个字，其用字之节省真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看后面的《醉翁亭记》，便可悟出其中的奥妙。
此外，本文充分反映了作者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身为地方长官，能在百忙中“与滁人往游其间”，“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正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爱民思想。其主要政治思想体现在“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