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篇散文饶有诗 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庆历五年春，欧阳修由于声援范仲淹等人，再遭贬斥，出知滁洲，本文作于到滁州的第二年。“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外放可以摆脱朝廷党争，对他也是一种安慰。文章表现了作者这种复杂的心情。本文以一个“乐”字贯穿全篇，并坦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把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内心抑郁和苦闷寄情于山水之间，消融于与民同乐之间，在描绘一幅幅变化多姿、秀丽妩媚的优美图画时，体现儒家的传统思想，正如《尚书》所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表现了他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全文共四段，条理清楚，构思极为精巧。
此文第一段写醉翁亭之所在，并引出人和事。分五步突出醉翁亭。首先以“环滁皆山也”五字领起，将滁州的地理环境一笔勾出，点出醉翁亭座落在群山之中。作者纵观滁州全貌，鸟瞰群山怀抱之景。接着作者将“镜头”全景移向局部，先写“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座落在有最美的林壑的西南诸峰之中，视野集中到最佳处。再写琅琊山“蔚然而深秀”，点山“秀”，照应上文的“美”。又写酿泉，其名字透出了泉与酒的关系，好泉酿好酒，好酒叫人醉。“醉翁亭”的名字便暗中透出。然后写醉翁亭，“行六七里，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照应上文“蔚然而深秀”，可看出醉翁亭座落在山清水秀的最佳位置上。为下文的活动安排了一个优美独特的背景。作者接着转向叙事抒情，用两个短句自问自答，道出亭的来历：“作之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同时点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愚之酒也”。说明“醉翁”二字的深意，把景与情直接联系起来。这段层与层间过渡巧妙，由山而峰，由峰而泉，由泉而亭，由亭而人，由人而酒，由酒而醉翁，再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引出“山水之乐”这一全文的核心命意。句句相衔不着痕迹，给人完整的“山水之乐”印象。
第二段，分述山间朝暮四季的不同景色。作者先用排偶句“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描绘出山间两幅对比鲜明的朝暮画面。接着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一句话概括了山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风光，一季一幅画面。“朝而往”以下四句是小结，作者直接抒发了自己被美景陶醉的欢乐心情。“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这是上一段总写“山水之乐”的具体化。这里用对偶句描写，散句收束，抑扬顿挫，音韵谐美。
第三段写滁人的游乐和太守的宴饮。此段描写由景物转移到人事上。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百姓游乐图。游乐场景映在太守的眼里，便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接着写太守设宴，众兵宴饮之乐。宴席丰盛而充满野趣，众兵起坐喧哗，乐不可支。太守乐中酒酣而醉，此醉是为山水之乐而醉，更为能与吏民同乐而醉。体现太守与下属关系融洽，“政通人和”才能有这样的.乐。
第四段，写宴会散、众人归的情景。“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之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作者巧妙地用禽鸟之乐衬托游人之乐，又以游人之乐衬托太守之乐。但太守之乐与众不同，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作者并没有袒露胸怀，只含蓄地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此句与醉翁亭的名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前后呼应，并与“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联成一条抒情的线索，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
欧阳修平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秸秆)画地，教他写字。
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
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书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