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余秋雨《柳侯祠》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下文是《柳侯祠》原文与赏析，欢迎大家阅读与了解。
客寓柳州，住跋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词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10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它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迭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xx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筐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辈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决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账。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间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纔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1974年12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它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枪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岛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纔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复文明，纔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懊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鉴赏：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作者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 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 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 两遭贬谪流放、 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 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游历柳侯祠。作者说他是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柳侯祠的。接着依 次介绍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镌刻的先生的手迹，还有罗池、柑香亭、柳侯祠及 衣冠墓。然后重点介绍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 识而联想到柳宗元的贬谪。
这和一般的游记开笔写法是一致的， 由介绍游历景致入手， 写景状物，然后由此引出对与景致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思索与探究。
第二部分回顾柳宗元的两次贬谪，并从中申发对文人独立人格价值意义的思索与 探究。作者首先介绍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恶劣的自然环境：寸草不生、人迹 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并且指出柳宗元是从湖南永 州的贬放地经一纸诏书召回长安，然后又“赶了长路”被贬到这个“远未开化”“一 听地名就叫人惊栗”的南荒之地来的。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柳宗元贬放湖南永州的 10 3 年，指出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丧魂落魄”，然而“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 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他的独立人格意识苏醒的产物《永州八记》 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构”。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 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归朝堂，纳入社会主渠道，在独立人格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这 一对矛盾对立中，后者占了上风，使他的再一次被贬的悲剧，上升到滑稽。作者在这 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但他却无 法预料“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人们将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 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 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 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 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 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他认为 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 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 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 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死时才 47 岁， 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 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 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 影响，并绵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嘈杂只能每繁衍 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远离 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 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 去寻找生命的底蕴。
唯有这时， “华夏文明， 才不至全然黯暗”。
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 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 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 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 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 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 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