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童年的果园
日日奔忙，索然无味。想起故乡已多年未亲近，午夜梦回，脑海里就萦绕起那一连串的童年记忆。
收秋
我的童年是在豫西的一个小村庄度过。干旱和贫瘠可能是中国西部多数农村的真实写照，但在孩童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这些沉重的字眼。父母在田里劳作时，通常无暇顾及孩子。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似乎刚刚起步，生于七五年的我兄弟姊妹众多，邻居家也大同小异。一般情况下，一座四合院里从三四岁到十三四岁的大大小小的孩子没有二十也有十八，饭后蜂拥而出，呼啸而过，几条兴奋异常的黄狗跑在其中，那情景是绝对壮观的。我们的日常活动是下河摸鱼，上山摘酸枣，爬树掏鸟窝，崖边捅马蜂窝，简直是无法无天，无“恶”不做。在这周而复始的快乐中，收秋时节可以说是最让人难忘的。
据说有很多城里人羡慕农村人的闲适或是懒散，至少我这个现在所谓的不事稼穑的城里人是十分怀念记忆中的农村生活的。我们老家的农村一般一年两次农忙，一曰“三夏大忙”，就是收麦子，内容比较单一，没有多少让孩子兴奋的好事，最多就是在割麦子时一镰刀搂到一个野鹌鹑的窝，里面躺着五六个圆溜溜、花斑点的鹌鹑蛋，它们那图觅食方便而筑巢于危地的没头脑的母亲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再说天气太热，孩子不大适宜下地玩。另一忙曰“收秋”，那内容相对而言就丰富多了，玉米、花生、油葵、红薯、柿子、绿豆、红豆、黄豆、黑豆这些秋庄稼差不多都要在农历九月份入仓，天气又比较凉爽，中小学通常还要放秋假三个周，让中小学生回家帮农忙。但这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老黄历了，如今应该早就没有了。
下地把秋庄稼运回来的活小孩子是插不上手的，我们所能参与的都是在家里的活。在收秋的几天，一百多平米的大院子里堆满了有待于进一步加工的农作物。东边是剥掉了外皮的玉米棒子，西边是带着秧子的各种豆子，南边是油葵盘子，北边是花生，静静地、乖乖地躺在那儿，全都胖鼓鼓、金灿灿的，等着我们去分别处理后入仓。白天要把他们全部摊开让阳光均匀暴晒，还要看着那些猪啊、鸡啊、牛啊之类的想先人一步来尝鲜。到晚上，就在院子里扯上电线，点亮两只两千瓦的大灯泡，把院子照得亮如白昼。我们围着能装下三个小孩的大簸篮，徒手剥着晒得响干的玉米棒子，一边听着玉米粒子落在篮子里的哗哗声，一边轮流表演才艺，当然都是口头表达，不能影响手里的活，比如讲故事啊、唱歌啊、说绕口令啊，最爱听的当然是父亲讲的那些半真半假的鬼故事。我自认为在后来的学习中对语文存在浓厚的兴趣，又喜欢那些鬼话玄灵的东西跟簸篮边的童话有直接关系。
剥油葵也很有趣。油葵的大花盘在成熟后没有了金黄色的花边，用手在面上轻轻一抹，花盘就干干净净了。我们手拿小木棍，把花盘带葵花籽的一面朝下对着大簸篮，然后或轻或重地敲击背面，丰收的果实就听话地归队到篮子里了。我们老家种的那种葵花是用来榨油的，所以就叫“油葵”，颜色都是黑油油的，但买种子时也可能掺进了别的品种，就会长出我们经常炒着吃的那种花的葵籽。碰到这种情况时，父母就允许我们留下来晒得再干些以后炒着吃。
对柿子的处理随品种不同，储藏方法也不同。一种大如拳头、心形的名叫“牛心”的大柿子通常做成柿饼。在柿子颜色已泛黄但质地还硬时从树上带蒂子摘下来，用刀子像削苹果一样绕圈削下外皮，然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系在砍下来后捋去了叶子的榆树枝的梢上。榆树梢很柔韧，可以当做绳子一样在柿子的蒂子上打结。一枝树枝接满后就悬挂在阳光最充足、日照时间最长且通风的地方暴晒上十天左右。等到开始时黄灿灿的、饱满得像小灯笼似的柿子变得又黑又瘪时就可以摘下来，连同先前削下来的皮（也要经过暴晒）一起密封在瓦缸里，冬天时拿出来，就成为全身裹满糖霜又甜又黏的柿饼了。这糖霜绝对是纯天然捂出来的，可以治口疮，可不是后期抹上去的拌白糖的面粉。还有一种乒乓球大小的柿子，人称“火葫芦”，都是连枝折下来，挂在屋里让他们自然变软，冬天时还可以扔在棚屋上，下雪之后变成冻柿子，又冰又甜，去火的。另外一种半大的品种是做漤柿子的，也就是用水反复煮使之去除涩味后吃的，因为味道无法和前两种比，我不喜欢吃，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在晚间工作时，除了父亲奖励的传奇故事外，我们还有夜宵。用一个煮得下一头猪的大锅搭上笼屉，蒸一圈红薯，再放一圈新花生，又一圈嫩玉米棒，最里面是一堆嫩红豆（带荚的）。有时候被我家的欢声笑语所吸引（一直认为父亲是全村最会讲故事的，也是最喜欢小孩子的男人），邻居家的孩子也会跑来明说是帮忙干活，实际是精神物质双丰收蹭东西吃的。反正一个村都是亲戚，吃谁家的都跟吃自家的没分别，更何况都不是值钱东西，小孩子就是图个热闹。
童年已经离我如此遥远，但收秋是永远抹不去的、快乐的、珍贵的记忆。
鸡
在老家几乎家家养鸡，通常的成员都是一只公鸡，几只母鸡，隔三差五还会有其中一只母鸡骄傲地带领一群二十只左右毛茸茸的、或黄或黑或白或花的小鸡雏雄赳赳、气昂昂地招摇过“村”。偶然也有例外。邻居的一只第一次当母亲的鸡在孵小鸡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忠于职守，时不时就把一窝鸡蛋扔在那里出去溜达了。主人没办法只好安排一位有经验的“代母”来填补空白。这样小鸡一出壳，就不同凡响地拥有两位母亲，走街串巷时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小时候过家家，人数不够时，我们就趁老母鸡不备偷走一只小鸡当孩子。凶猛的母鸡就会头一低，翅膀收紧，箭一般地冲过来，又啄又抓，视死如归地要抢回自己的孩子，我们审时度势，只能交还俘虏，落荒而逃；糊涂的母鸡压根儿就不知道丢了一个孩子，反正她也不识数。小鸡的求救声？呃，就当耳聋没听见吧；窝囊的母鸡只会跟在我们身后“咕咕”叫着哀求我们归还她的宝贝。虽然小鸡是如此可怜可爱，但小孩子在玩的时候从来不讲仁慈，总有几次那只可怜的小鸡不堪忍受灌水、喂饭、洗澡、哄睡觉等一系列折磨而一命呜呼。因为小鸡在成长过程中减员太过普遍，记忆中好像也没有谁因此挨过打。
人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真的，连家禽家畜的性情都随主人的。我家养的猪都是短嘴的、憨态可掬的（据说那种嘴巴很长的俗称“黄瓜嘴”的猪不仅长相凶恶还会咬人），母鸡是或糊涂或窝囊的，牛是温顺的，就连狗尽管生的一副凶样子，别人不打招呼把东西“借”走，它在门口高卧，除了摇摇尾巴，连吭都不吭一声。我姐夫家一条据说咬遍全村无敌手，令一村人闻风丧胆的狼狗借给我家看院子，半年熏陶下来快成哈巴狗了，他家嫌其不象狗不要了，只好在我家落户，你说岂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呢？
农村人对自己一手养大的家畜总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对自家的孩子真没什么两样，你看他们是怎样唤家畜的——猪娃、狗娃、鸡娃、牛娃，亲切如斯，其宠爱之深溢于言表。唯一有区别的是，有时会教训太调皮的`孩子，但从来不打家畜。可能怜其生命短暂，出生好象就是在等死，吃点好的、受点疼爱多少可以弥补一下主人的愧疚之心。记得二哥结婚那一年要把肥猪卖掉时，猪在外面的架子车上嚎叫，母亲躲在房间里大哭，大伙儿还都很同情，纷纷安慰她，父亲还赶紧又买了一头小猪回来填补她情感的空白。这样的事情在农村真是屡见不鲜。
下面就要说到我家的异类了。有一年好像是老公鸡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老一辈的农村人几乎从来不吃家养的禽类或畜类），也许是天妒英才使它中道崩殂，反正“国不可一日无主”，我家就又买了一只年轻的白公鸡，为了叙述方便，就叫“小白”（感觉有点那个啊）。小白有两大恶习，第一是好斗；第二是欺软怕硬，彻底颠覆了我们家人的形象。这个小白从来到我家第二天起，鸡冠子就没好过，不是血肉模糊，就是新痂盖旧痂。它每天一大早起来，不知打没打鸣（我还在睡觉呢），，也不陪着“老婆孩子”，擅离职守，等九点回来用早膳时已经是灰头土脸、鲜血淋淋了。经过几日观察，发现它的对头竟是隔壁的一只爱啄人的红公鸡，暂且叫“小红’吧。小红强悍异常，堪称方圆百米的霸主。但究其原因，也似乎并非人家欺生，倒是小白公开挑衅，也许它初生牛犊不怕虎，想着一统江湖，称霸天下呢！毕竟我不是它，不能深知它的想法。总而言之，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小白只能算是个毛头小伙子，人家小红可是年富力强，从阅历、体力和气势上我家这位屡战屡败的健将都不是对手。但别忘了，小白还有一个特点——欺软怕硬。不知哪一天也许小红一口啄到小白的哪根神经了，它那个血淋淋的脑袋突然开窍了，用上了三十六计。一看小红不在，就对着它的“三宫六院”下口，那些成群的“妻妾”一边四下里逃窜，一边高声呼救，救星一露面，我家这位就逃跑了。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它们乐此不疲，直到邻居不胜其烦，把小红卖掉了事。毕竟小红有啄人的前科，我家小白好歹从来不挑战人的权威，这下它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园子
我家有一个果园子，大约四亩地，主要是苹果树，什么“红富士”“黄香蕉”“北斗”“印度”“秦冠”“花冠”“新红星”等等，品种繁多，不胜枚举，还有几株桃树，一棵李树，一棵柿树，空旷的地方搭了几架葡萄，几架西红柿，有时还有豆角，地上爬着西瓜蔓和香瓜蔓，另一边也许种着几畦韭菜、葱或香菜，反正五花八门的。我的父亲不像个种庄稼的倒像个生活的艺术家，所种的作物随心所欲，以自己和家人的喜好来定，好像从来就不考虑经济利益。种瓜是大家都爱的，载葡萄是儿子要吃，柿树是因为女儿喜欢柿饼。你看他从不关心今年那种果子不好卖，这种作物供不应求，收成以后也先拣好的给家人吃，吃不了再卖，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当庄稼汉。
春天到了，田里的野草长得全村最高最密，母亲急得上火，牙床肿得老高，催促他去除草，他会笑言“锄了还要长，随它们去吧，反正也高不过果树，挡不了阳光。”一夜春风来，树树竞繁花。文人墨客看到此情此景，免不了斗酒诗百篇。但庄稼人没那闲情逸致赏花做对，他们要忙“数花”了。有人会纳闷儿，难道要根据花朵多少预测今年的收成吗？错，这个“数”并非数数，倒是“删减”或“清洗”之意，也就是摘掉大部分花朵，只留下开得最大最好的。如果由着果树的性子开多少花就允许它发育成多少果子，那么我们市场上出售的苹果就如原始人在野外采集的野果一样又小又涩了。通常一树万朵花最后只能留下千朵，才能保证营养独享，结成硕果。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律使得“枝头春意闹”的繁华无奈变成“总被无情弃”的萧索，就是孩童也会心生零落之感吧！
园子不装篱笆，只用一个木条钉的门象征性地拦一下，不为防人，只怕牲口进来糟蹋。有时候村子里晚上唱大戏，外村来看戏的路过口渴了就进去找瓜吃。有些不着调的人不懂生熟，乱摘一气。第二天下园子一看，满地瓜皮，还有许多生瓜蛋子碎在地上，父亲就会很生气，说庄稼人糟蹋作物和牲口没什么两样。
我在园子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摘西红柿了。架子上粉红的、盈光润泽的果实熟透了候在那儿，一场细雨就能让它们裂开一条沙瓤的口子，淌出汁水来。什么东西多了都是麻烦事，西红柿泛滥时，母亲一早把新鲜的西红柿拌了糖摆在那里，诱惑爱吃糖的馋嘴的孩子去帮忙消灭一点，结果等到下午冒着泡泡的还在那儿一大碗，根本没人动一动，父亲笑她“连白糖一起糟蹋了”。这些都是夏天的景。
到了秋天，总有几藤南瓜难以处理。南瓜也属于高产作物，结起来没个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二十斤左右的大南瓜挂在藤上一直坠到半山腰，反正也吃不了，我们就拿一个很长的竹竿把它捣掉一直滚到沟里了，摔得稀巴烂。
小时候园子里有很多松鼠，父亲讲他们是怎么抓这种机灵的、滑溜溜的小动物的。据说松鼠气性大，经过几次挫折会气死过去，当然是假死，一阵儿就苏醒了。有一次父亲发现路边有一堆青的棉桃（大集体时鼓励种棉花），就躲在树后偷看。两分钟后，一只松鼠衔着一个棉桃过来了。父亲就大叫一声跳出了，那只松鼠扔下东西掉头就跑了。父亲又躲起来，松鼠观察一会儿又去吃棉桃，父亲故伎重演，如此三番，松鼠气得一蹦三尺高，躺下不动了。
入冬了，懒于储藏的斑鸠饿得到处找吃的。父亲就在园子的平地上挖一些十五厘米左右深的坑或洞（容下斑鸠的身体那么大），撒一些麦粒在里面，然后就躲在一边。呆头呆脑的斑鸠一路踱过去，发现吃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进去，头朝下尾巴朝上，再也挣扎不出来了。
我至今依然怀疑父亲所说的只是故事，并非亲身经历。因为我曾实验多次，从没成功过。不过也可能原先这些小动物太多了，而到我荼毒生灵时它们的数量已大大减少，或者已经从祖辈那儿了解到了狡诈的人类的雕虫小技，所以不再上当了。不管怎样，园子是童年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如今园子仍在，然而物是人非，故地重游未必再有那么单纯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