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方乐乐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是大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与方乐乐上一次见面，还是我大三、他大一时。
席间，他的妈妈、我喊苏阿姨的，在圆桌上痛心疾首地说：“都怪我，没照顾好他，如果不是高考前生病，输着液上的考场，他一定能上清华。”
众人举杯，既祝贺，又安慰，安慰她，即便身体不适，发挥失常，方乐乐也考取了本省最好的医科大学。
那年，我二十岁，颇不耐烦长辈的聚会。
过了一会儿，我提出有事先走，方乐乐站起来，跟着我走出来。“小颖姐姐”，他像小时候那样称呼我，“我还想和你谈谈呢！”
“谈什么？”我好奇。
“谈大学里如何发展。”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谦虚着，表示我的大学远不如他的——事实上，我离席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避免待会儿苏阿姨话里话外拿我和他比较。
“我是反面教材……考试都靠突击。”我说着，已走到饭店门口。方乐乐冲我挥手：“小颖姐姐再见！”
我也挥着，看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饭店正门的飞檐一片琉璃光，映着他满是稚气又意气风发的脸。
苏阿姨很快办了内退，使出万般解数，找了份目标精准的新工作——方乐乐就读大学、所住宿舍楼的楼管。
如此，大一到大五，周一到周五，苏阿姨名正言顺地看着方乐乐。
2
我爸在超市遇到方乐乐，是又过了好几年后。方乐乐在卖黄豆的摊位站着，负责向顾客们指示哪里有保鲜袋，哪里可以称重。如果不是他主动喊我爸，我爸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我爸回家跟我们说起来，还保持着惊诧：“我当时有点迟疑，没敢认，心想，难道在勤工俭学？”
显然不是，方乐乐一边给我爸装黄豆，一边说，刚找到这份工作，离家近，“终于又上班了。”他呵呵笑。
“留着胡子，又胖，五官像被拉横了，”我爸这么描述方乐乐，“但一笑还像小时候。”
“什么叫‘又上班了’？”我抓住一个细节，“他读的不是医大吗？不是应该在医院工作吗？”我妈说，苏阿姨已缺席他们的聚会很久，最后一次参加，是方乐乐临毕业时。
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去超市卖黄豆？直至我在北京遇到方乐乐的同窗，才弄清楚。
“方乐乐啊，聪明、学习好，”同窗说，“只是和大家来往不多，他平日早出晚归，比高中时还用功，周末就回家了……毕业后，方乐乐进了省里最好的医院，但你知道，我们学药学的，最初的工作就是发药、发药、发药。”
大概是不满意工作的枯燥乏味，大概是学霸堕入凡间，心理上有些不适，在历经两次考研失败，内部调换工作无门，和领导、同事关系越来越僵等诸多问题后，方乐乐的精神和身体都陷入病态。
这一切在某一年的春节爆发。苏阿姨揪着方乐乐去给领导拜年，路上母子俩发生冲突，方乐乐负气而去。三天后，苏阿姨联系了他所有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包括我面前的这位同窗。
他们分别在公园、街道、火车站找，一无所获。有人建议，去报社、电台登寻人启事，被苏阿姨拒绝，理由是：“以后乐乐会被人笑话。”
最终，还是警方通知他们去领人。一见方乐乐，苏阿姨就冲上去，又拍、又打、又推，“你怎么不死了算了？”然后苏阿姨昏了过去，现场一片混乱。而这时的方乐乐，目光呆滞，头发结成绺，头上顶着剪开的半个皮球，胡子拉碴，衣服破烂。
“所以，我爸在超市碰到他，应该是他大病终愈，重回社会时？”我猜测。
“只要他能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生活、工作就好，也算劫后余生。”同窗叹息。
我们沉默良久。
“他从小就被教育要做‘最优秀的’，所以，经不起挫折。”
“他妈打他、骂他，也是经不起他不再优秀这个挫折。”
我们再次唏嘘。
3
上星期，我见到方乐乐，如果没有记错，今年，他三十二了。
一场婚宴，我代表父母去，苏阿姨和方叔叔也在，有人问起方乐乐的近况，苏阿姨笑着说：“挺好的。”方叔叔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强势老婆面前保持沉默。
宴罢，同路，我捎他俩回家。到目的地，他们下车，冲我挥手之际，路边有个笨重的黑影趋近，近到眼前。“你怎么出来了？”苏阿姨道。
是方乐乐。
我也下车了。
说实话，虽有心理准备，但他胖得仍让我惊讶，少年时的丝瓜脸此刻已变成冬瓜，从前眉清目秀，现在眉目都被爬山虎似的络腮胡包围。
他翻方叔叔的包，找到喜糖，急急剥开一个，塞进嘴里。苏阿姨催他回家，方叔叔拦着：“孩子肯定一直坐在路边等我们。他也好久没见过人了，让他和他小颖姐姐聊聊？”
显然，方乐乐还记得“小颖姐姐”这个称呼，咧嘴冲我笑，我礼貌地问：“今天怎么没去参加婚礼啊？”
他还是被苏阿姨揪走了，他嚼着糖，回过头含糊不清地喊：“小颖姐姐，等我婚礼，你要来啊！”
苏阿姨上嘴唇包在下嘴唇里，撇着、鄙夷着，指尖点向方乐乐：“瞅瞅你那孬样子，谁会嫁给你？”
剩下方叔叔和我站着。
“那时候，孩子工作不开心，她天天说，你看谁谁谁三年当上老板，谁谁谁五年当上处长……
“孩子连着考研失败，她唉声叹气，说，妈妈真的丢不起这个脸了。
“孩子后来病了，好些了，出去找了份工作，她嫌工作不好，说，你以前是妈妈的骄傲，现在是妈妈的耻辱。
“孩子又病了，又在家，又好几年了，她基本不让他出门，他也不出门，就抱着狗，看外面，一看一整天。”
方叔叔摇摇头，用手抹了把脸，说：“我说什么都没用，没办法，摊上这个命。”他挥挥手和我作别。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方乐乐刚上大学，也这么挥手和我告别过。那时，他满怀希望地问我，未来如何发展。
他和刚才那个胖的、呆的、受罪的身影分明是同一个人，正如炫耀他、攻击他、藏匿他的母亲也是同一个人一样，这戏剧反差和冲突，这功利的、凉薄的母爱，这窒息的、被摧残的孩子，让我禁不住流泪。
我竟有些内疚，想回到琉璃檐下，和那个喊我“姐姐”，额头、眼睛亮晶晶的少年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