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与子夏西河现代散文

阿林

吉春与子夏西河现代散文

  “子夏西河”是作者零四年出版的一本书,全称是《子夏与西河文化新探》,研究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孔子高徒卜子夏教衍西河的文化功绩。这本书从蒙生概念到交付印刷,吉春先生用心良苦,作者在书的后记所记的“为本书策划、建议、撰序”无法概括先生的功绩。

  从立书的提纲到书排版印刷,登门请求过吉先生多少次已记不清了,总之是有求必应、热情作答。作者最近撰“出书记”,翻开了撰著“子夏西河”时的原始笔记,有文字可查的吉先生就亲笔评点三四次之多。

  第一次叩开著作卓有成效的吉先生家门,约是九九年秋,在作者初撰几篇文章无处发表时,拟出了“西河轶事”框架,找先生指点,也只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此前作者与先生素不相识,也未经名人引进。只读过他少量文章,只听说他是《续史记》的作者,是著名史学家,未必肯接待尚无著作问世之人。但第一次先生接待就很热情,有点出乎意料。作者的框架也很简单,只列出诸如“子夏略传及哲学思想”、“一代宗师西河佚事”等十二篇文章题目。先生阅读了“框架”并听了作者有文章无处发表的忧虑,热情豪爽地予以鼓励。记得先生说“给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大胆支持“可以成书一册”,但需深挖“子夏教衍西河”历史资料。先生的肯定态度,促成作者出书的决心。于是就有了上山西、下合阳、奔西泽、跑卜家村,搜集“子夏西河”文物资料的历程;就有了远下江南浙江图书馆,两上省城古籍部,读有关“子夏西河”历史文献的历程。有了这些历程,才有了出书的“奠基礼”。如果没有先生的充分肯定与鼓励,哪能收获这份“奠基礼”。

  二次拜访先生,在零一年五月,当时对原拟的“西河佚事”框架作了重要的补充,如增加“子夏语录”、“子夏西河设教地初探”等。先生阅读,回复“拜读‘西河佚事’的看法”,要点有:“框架很好,目次清晰,这是总体印象”;具体看法“谈三点意见”,对“碑文释义”,对“哲学思想”等,都作出具体指导,如“碑的规格大小应放在注释的第一位”,“君子有三变(子夏语录,作者注)是观察人的”;“第三点意见”,建议书稿将山西、合阳碑文全收录,以记子夏碑文全貌。这些意见对作者撰文定稿都起到重要作用,对书稿文化价值的升华都有着积极意义。

  第三次得到先生的指点,是零二年八月,此时书的编目基本定格,题目为“子夏居西河教授散记”。核心确立为“子夏与西河文化”,并附上数份文稿或题纲。先生耐心阅读,先提出“是散记”还是“浅说”的`几点意见,稍后即提出具体见解《拜读张先生,〈子夏居西河教授散记〉拾零》,对“子夏流动教学”,对“子夏教衍西河’的中心在韩城,在英山、张堡”,加以肯定,并特别強调“因英村古称西河村,张堡古称西河堡,是合阳、河津没有的地名,这就是独有的证据,这点应在整个文稿中反复标明”;又建议从学术研究的观点让“子夏”与“西河文化”紧紧相扣,突出“西河文化”的精髓在“子夏教衍西河”。这些点评无疑对于作者提炼“西河文化三大精髓”(教育为“安国保民”,创法家私学、育法家子弟,法家思想西进的第一人)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先生建议,将“散记”升华为“考略”,也奠定了作者对“居西河教授三说”(汾阳西河、龙门西河、安阳西河)成为论证核心。

  可心说没有吉先生的热情支持,就没有“子夏与西河文化”一书。

  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河文化”的探索者,热情支持,屡次建议,不仅在他的几次文字评说中,在见面交谈的口语中也有真灼实见,只是作者多遗忘了。吉先生对作者出书的热情,也显示在他零四年五月为书写的《序言》说:“我还拜读过《龙门》《韩城报》上关于子夏的文章,但像张先生这样比较系统的书稿,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创法家私学是西河文化的精髓;开创儒法兼融,是子夏为西河文化注入新的血脉”等积极向上的评价,点出了书的历史文化价值。于是也就有了零七年《子夏与西河文化新探》,获得了“陕西首屆吉春史学奖”。更难得的是先生零八年“五一”,赠作者“扇子藏头诗”,“张师居住在西河,文章多论子夏学,科班育才新农校,三师请春序著作”,热情扬溢见于字里行间。

  近日撰“出书记”文稿,翻出了先生的几次指导建议,拙笔述事,借《吉苑》报一角,以记先生对《子夏与西河》一书的关注功绩,以扬先生的高尚品德。

  谢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