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而白之的散文
2007年那个明净如水的秋天，在楼观台，静洁至极的天空把一树黄金推进我的眼帘，突如其来。那是路边一棵小小的槐树，金叶如箔，在纯净到深邃的蓝色里，阐释生与死最深刻的真纯。那一瞬间，宇宙的大美击中了我。我，潸然泪下！
但在镇安那个雨声淅沥的夜晚，我没能向曹钦白说出这句话。那时我满心满眼都是当年农忙休息时长在垴畔上的一棵小槐树，从嫩绿到深绿，小小的树冠阐释着生命层次至极的丰富、和谐至极的纯净。观景其实是观心，我说。我没说出来的，还有一句：我的生命，追求的就是这种层次丰富的纯净。我不想让相识不久的曹钦白认为我傲慢。
知道曹钦白已经很久了。那时我在乡下教书，在旧书摊上发现并买到了《税收与社会》，我对税收没有兴趣，是杂志的文化气和趣味性吸引了我。在我有限的见闻里，没有一个行业性杂志能办到像《税收与社会》这样生动好看，充满趣味。于是，它的主编曹钦白也就在我心中刻下了印痕。
这个名字能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本身。当年学画，看到有一位画家名叫李慕白。教我画画的父亲说，这个人是因为崇敬齐白石，所以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名字。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父亲的解释是正解还是歪解，但他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沿着这条思路走了下去。曹钦白，钦的肯定不是齐白石，也许是李白或者白居易吧？或者，钦的是白色无与伦比的纯净？
不能获得答案的疑问让这个名字和它的主人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顺带着《税收与社会》也成了我关注的对象。在某杂志社做编辑的那几年，因为《税收与社会》的一位编辑王雁是我的作者，双方交换刊物，我对它的关注度相对更高。但我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命运，居然把我和这本杂志拴在了一起！
其实我是有很好的机会跟曹钦白早早相识的，曾经一度，我和他处身于同一幢楼的'同一层，但缘悭一面。没有了十七八岁时不管不顾的冲动，更不愿让人以为自己企图“攀高枝”，所以我不会主动去找曹钦白，所以再也不会演绎出和峭石老师那样的师生情缘了。如我这样的人，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尊，到了自傲的自尊。
自尊把我与曹钦白的相识推迟了三年，2008年我们相识，2009年我成为《税收与社会》的一员——这时候的《税收与社会》已变成了《陕西国税专栏》，但我依然固执地叫它《税收与社会》，因为它仍然保持着当年《税收与社会》的风格——当然，这都是因为有曹钦白在的缘故。
第一次与曹钦白见面时，我迫不及待地解除了自己留存了十几年的疑问。但是答案并不那么浪漫诗意，却富有秦地质朴厚重的家族气息。多少有些失望之后我发现自己表现得很愚蠢，利益相关的问题不闻不问，却问了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曹钦白一定会在背后笑我了。
但我的担心显然多余了。半年后，原《税收与社会》编辑李梅讲述她替我还击原单位同志攻击杂志社“挖人”时说，杂志社给的钱多！曹钦白替我回答：“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得承认，能够看到这一点并真的相信我就是这种人的人不多。一个真纯的曹钦白展现在我眼里了。
在镇安的那个晚上，我对曹钦白说，我向来心口如一，以至于让别人以为我傲慢或者谦卑。其实那不怪我，那是相对地位给人造成的错觉。地位高的未必就有识见，地位低的未必就没有识见，道德品质方面更不必说。所以我钦佩或者鄙薄一个人从来与其地位无关，所以我既有敬请在工地打工的朋友评点我文章的谦下，也有为领导拿来一张报纸要我学习其记者写的文章时大发脾气的倨傲，还有在争论时同事拿某某“著名作家”吓唬压制我时的不屑。十多年从文生涯，对把“床笫”弄成“床第”、“作祟”混成“作崇”、“谈笑风生”变成“谈笑风声”、甚至“的地得”都能乱用一气的编辑记者、甚至著名作家之类的所谓文人，我早就司空见惯，并且见惯不惊了——其实我也大受时风影响，对语言文字的恭敬远不如前了，然而我相信，我对文字的敬重仍然高于大多数文字从业者。
我说这话是怕曹钦白把我此前对他说的话当成阿谀奉承，那会让真心变得无稽，也会让我变成一个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无聊小人。事实上，我对曹钦白从来都是敬佩的。不过，如果说未认识曹钦白之前对他的钦佩相对空洞，那么认识后、尤其是成为《税收与社会》的编辑之后，我对他的钦佩则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编辑稿件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税收与社会》的稿件却不好编，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可以直接进废纸篓的，一部分则字数多得吓人，至少要砍掉三分之二才勉强可以刊发。于是编起来就相当费劲了，从结构到语言，需要调整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又不是擅长得过且过应付差事的人，于是编辑得比照着内容另写一篇还费劲。编完了，拿给曹钦白看——虽然我自认对文字的敏感度不如以前，并且这些稿件很不好编，但还是十分自信。我编辑的文章，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失误的！
然而曹钦白就是找到了错讹之处。明显是没有注意造成的失误他没多说，但对没有更正的用词却极为认真地条分缕析，说明其中的锱铢之辨。惭愧之余，我被这个认真的老编辑征服了！不错，他讲的那些词语的差别我也都知道，可是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现并更正呢？他没讲的那些错字错词我更知道，但我同样没能发现并改正！我以为自己对文字不如以前敏感是因为年龄造成的，但曹钦白远比我大，他为什么就能看到这些错讹呢？
一个老编辑的敬业和认真展现在我眼前了。而对曹钦白来说，这敬业和认真背后，映射的是他对事业的爱！因为爱，我们才坚守苦难、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寂寞。所以数十年里，人来了又去，潮起了又落，《税收与社会》风雨飘摇的历程中，只有曹钦白，把自己和这本命运多蹇的杂志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也是因为他，这本杂志在千变万化中，总隐隐保持着自己的风格，数十年如一日，如风吹拂，如缕不绝……
几个月后，我们谈论一些国税机关配合我们刊发相关文章时不够积极的问题。我疑惑，发表文章能给他们加宣传分，为什么还这种表现呢？曹钦白说，现在全省国税机关在这本杂志上刊发宣传文章不加分了。我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这方面会加宣传分，急问为何。曹钦白解释说，以前加分，结果各单位各种手段齐上，邀请杂志社采访宣传他们，几乎天天有人来找，以至连写一篇完整文章的时间都不够了。把这种情况反映上去后，省国税局领导也考虑，自己的内部刊物，加分也许不太合适。于是就取消了加分制度。
我想，曹钦白是知道反映这情况的后果的。加分制能给杂志社带来许多方便，更能给杂志社一把手的曹钦白许多特权，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权力，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可是他居然不要，居然只求那一份安静！这样的淡泊名利、这样的高士之风，我，只在曹钦白身上见到。这样一份修养，许多所谓的名家大师，也不曾拥有啊！
曾看过一些人评价曹钦白的文章，说他每期都在杂志上发表四篇左右的文章，并惊叹于他的高产。但是，这些人不知道，曹钦白的高产，是建立在自愿放弃许多权力的基础上的！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诫子书中的这句话被许多人制成条幅挂在房间，但是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呢？然而，并没有挂这些励志条幅的曹钦白，却做到了！
所以，我要学习的，绝不仅仅是曹钦白的认真细致。
在镇安，我之所以给曹钦白说那些似乎无稽的话，是因为那夜他叫我去他房间，就次日是否去当地一个景点看杜鹃花问我意见。他是不主张去的，因为有雨，而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但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担心不去会引起我的不满。这个心思细腻并且极会照顾人的长者啊！于是，我说出了那些话，那些貌似无稽其实却是交心的话。
在镇安的那夜，我说：“曹老师，我把你当老师了！”这不是我酒喝多了的胡言乱语。老师这个词在社会上已泛滥得跟“师傅”差不多一样了，但在我，天地君亲师，老师是神圣的，绝不能乱叫乱认，否则跟在大街上见人就叫爸爸没什么两样了。所以，前一个“老师”是对长者的尊称，后一个“老师”才是老师的本意。而这世界上，被我肯认并愿意以师事之的人，就是算上曹钦白，也还是寥寥无几；而直接以老师呼之的，更绝无仅有，峭石一人而已。
不过，这也是我的酒后之言，就像那些貌似奉承的话一样，我无法让自己在清醒的时候说出这种心里话，说出自己的骄傲，说出自己的谦下，说出自己的疯狂和真纯。这个物欲的世界早已改变了人心，我的人生态度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只是徒增笑耳，但我知道曹钦白不会笑我，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都是理想的坚持者。
回到西安，曹钦白又订正了我文章的一处错误，将我写的“殚精尽虑”改成了“殚精极虑”——这个成语我真的没搞清，并且没打算把它搞清。但是，曹老师帮我搞清了。
曹钦白说，他是“老三届”里最年轻的，初中一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后来也只是上了个电大，学问其实很勉强，到现在他都为自己没能受过系统训练而遗憾。但是看看他作出的成绩和贡献，看看他一手组织发起的“税收沙龙”“含光学派”的兴盛发达，我相信，就是所谓“受过系统训练”的人也未必做得出！我想，这，光用爱是不能解释的，更有纯粹到单纯的性情，和由此而来的寂寞坚持。
而对于只上到高中、最终也只拿了个陕西省教育学院大专文凭、同样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这番话，让我知道了，在曹钦白身上，我要学习的，决不是某一点、某一方面！
坚持着自己的坚持，纯粹着自己的纯粹。这样的人，是超凡脱俗的真人！
于是，我拿出记忆深处那棵透露了生命真谛和大美的小槐树，送给我的曹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