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散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与欧阳修合称“欧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与王安石发生不快，被罢免官职。《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公元1036年12月19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儋州(古名单耳)(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为古代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卓越的贡献。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阳关曲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译文]夜幕降临，云气收尽，天地间充满了寒气，银河流泻无声，皎洁的月儿转到了天空，就像玉盘那样洁白晶莹。我这一生中每逢中秋之夜，月光多为风云所掩，很少碰到像今天这样的美景，真是难得啊!可明年的中秋，我又会到何处观赏月亮呢?
这首小词 ，题为“中秋月 ”，自然是写“人月圆”的喜悦;调寄《阳关曲 》，则又涉及别情。记述的是作者与其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
首句言月到中秋分外明之意，但并不直接从月光下笔，而从“暮云”说起，用笔富于波折。明月先被云遮，一旦“暮云收尽 ”，转觉清光更多。句中并无“月光 ”、“如水”等字面，而“溢”字，“清寒”二字 ，都深得月光如水的神趣，全是积水空明的感觉。
月明星稀，银河也显得非常淡远。“银汉无声”并不只是简单的写实，它似乎说银河本来应该有声的，但由于遥远，也就“无声”了，天宇空阔的感觉便由此传出。今宵明月显得格外团 ，恰如一面“白玉盘”似的。语本李白《古郎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此用“玉盘”的比喻写出月儿冰清玉洁的美感，而“转”字不但赋予它神奇的动感，而且暗示它的圆。两句并没有写赏月的人，但全是赏心悦目之意，而人自在其中。
明月团，更值兄弟团聚，难怪词人要赞叹“此生此夜 ”之“好”了。从这层意思说，“此生此夜不长好 ”大有佳会难得，当尽情游乐，不负今宵之意。
不过，恰如明月是暂满还亏一样，人生也是会难别易的。兄弟分离在即，又不能不令词人慨叹“此生此夜”之短。从这层意思说，“此生此夜不长好”又直接引出末句的别情。说“明月明年何处看”，当然含有“未必明年此会同 ”的意思，是抒“ 离扰”。同时，“何处看”不仅就对方发问，也是对自己发问，实寓行踪萍寄之感。末二句意思衔接，对仗天成。“此生此夜”与“明月明年”作对，字面工整，假借巧妙。“明月”之“明”与“明年”之“明”义异而字同，借来与二“此”字对仗，实是妙手偶得。叠字唱答，再加上“不长好”、“何处看”一否定一疑问作唱答，便产生出悠悠不尽的情韵。
这首词从月色的美好写到“人月圆”的愉快，又从今年此夜推想明年中秋，归结到别情。形象集中，境界高远 ，语言清丽，意味深长。《阳关曲》原以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为歌词，苏轼此词与王维诗平仄四声，大体结合，是词家依谱填词之作。
春宵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亭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译文]春天的夜晚，即使是极短的时间也十分珍贵。花朵散发出丝丝缕缕醉人的清香，在月光下摇曳着朦胧的倩影。楼台处传来清脆悦耳的歌声与箫声。夜深了，望着院中空荡荡的秋千架，我沉醉于良宵美景之中。
6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7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在洛阳之西，崤山之东。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曾到过渑池，并曾在那儿的一所寺院里住宿过，寺院里的老和尚奉闲还殷勤地招待他们，他们也在寺内的壁上题过诗。当苏轼后来从苏辙的怀旧诗回忆起这些情景的时候，奉闲已经去世，题诗的墙壁也可能已经坏了，想想自己漂流不定的行踪，不由得感慨起来，便在和诗中对苏辙说：“人生在世，到这里、又到那里，偶然留下一些痕迹，你道像是什么?我看真像随处乱飞的鸿鹄，偶然在某处的雪地上落一落脚一样。它在这块雪地上留下一些爪印，正是偶然的事，因为鸿鹄的飞东飞西根本就没有一定。老和尚奉闲已经去世，他留下的只有一座藏骨灰的新塔，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到那儿去看看当年题过字的破壁了。老和尚的骨灰塔和我们的题壁，是不是同飞鸿在雪地上偶然留下的爪印差不多呢!你还记得当时往渑池的崎岖旅程吗?——路又远，人又疲劳，驴子也累得直叫。”(作者原注：“往岁马死于二陵[崤山]，骑驴至渑池。)
诗人一生宦海沉浮，展转做官与流浪中。但诗人并没因人生的坎坷而消极悲观，在逆境中随缘自适、旷达豪放，仍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王国维曾评价“东坡之词旷”(《人间词话》)。文如其人，一个没有旷达胸襟的人很难想像可以写出如此旷达的作品。中国历代都有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但是在失意中还能写出如此大量名垂千古的旷达之作的，东坡是第一人。我们从苏轼的诗文中可以透视苏轼这一人生态度。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