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同此心，心同此想，这就是共鸣。共鸣，简而言之，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心意相通的表现。
翻开历史，与苏轼产生共鸣者，如过江之鲫，我亦如此。只要自己处于困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的想起苏轼的《自题画像》：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写这首诗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的一生，是在党争愈演愈烈的北宋时期度过。他不为新旧两党所容，长期受到打击和迫害。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被发配到极度偏僻荒凉的儋州海南岛了。
这预示着他的仕途已经终结，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无情的打击。他从小就展示出超乎寻常的才干，到后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直心想着着致君尧舜，出相入仕，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且还在年轻的时候，他便得到当时身为兵部尚书兼一代文宗的欧阳修的大力奖掖，有望之承其衣钵，放他出人头地的想法。他也的确没有让欧阳修失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坛闯将，取欧阳而代之，成为文坛宗主，声名之显赫，一时社会青年才俊，荟萃门下，苏门四徒，辉盖千门，真可谓是门庭若市，呈殷殷之盛。
然而，有才如此，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却夹在新旧两党中间，成了肉夹馍，无端地成了两党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首先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甚至差点身首异处。接着新党垮台，旧党执政，他再次被贬到广东惠州。当时，广东可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位尊崇，而是荒僻萧条、瘴疠横行的南蛮之地，一般作为朝廷流放犯人或者贬谪官员的。被流放或者被贬谪到这里，很多官员都认为是走上了不归路，长亭送别情景，宛若生死离别，悲情浓重。所以，唐朝一代文豪韩愈被贬谪到潮州时，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诗十分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切，像这样的诗歌太多了，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的诗歌等等。
可苏轼更深重的灾难还在后头，迟暮之年，还被贬到更加偏远的孤悬海岛今天的海南。即便不久遇赦北还，可此时的他却已看破官场，正如他所说，他已是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了。
更为悲催的是，苏轼在北还路上，客死他乡，一代千古巨星就这样黯然殒落，恰如当年的杜甫，舟中死于湖南耒阳。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就是悲剧，历史向来是不吝于上演这样的悲剧的。这样的悲剧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对于苏轼来说，是历史铸就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使他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道厚重的祭品。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像周瑜那样英雄美人式的理想，建功立业，佳人在抱，所以，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他把这样一个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却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能做的也只能是洒酒江边，来凭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来抒发自己蕴藏胸中的块垒和愤懑。更何况，像他这样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大才子，像他这样一个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旷世文宿，按理来说，应该是美人心仪的对象，可是，在情场上，他却无法做到象他吟诗作文那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我认为，诗人不幸，诗家幸，赋到沧不桑句便工。正是他的仕途不顺之凄怆、身世漂泊沦落之感、爱情失意之苦，铸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这位大才子的最大的补偿。
对苏轼本人来说，我是由衷地倾慕和敬仰的。我倾慕的不仅仅是他那有如浩浩汤汤的惊人才情，更多的是他那种不已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悠然，可以看到刘禹锡的超然，可以看到王维的恬淡和安静，也可以看到李白的飘逸和杜甫的沉郁。即使他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即使他从人生的巅峰跌入低谷，他都能够坦然面对，没有过分的郁郁寡欢，没有沉沦，没有埋没，而是一如既往地对生活充满着追求、希望和激情，有了这些，才会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才会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薄纱似的情怀，才会有横看云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和思辨，才会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笑看风云笑对人生。更重要的是，兼济天下之志，从来没有忘记，每到一个新的任所，殚精竭虑，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百姓，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留与人们作美谈。
斯人已逝，然青山苍苍，江水泱泱，东坡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旷达、超乎物我和兼济天下之志，千百年来一直珍藏在士人的胸怀，成为他们精神的休憩所，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他一样漂泊沦落、屡不得志的士子来说，更是一剂清新剂和疗伤药，激励着他们鼓舞着他们，如被充配边疆伊犁还引吭高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被绑缚刑场还高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等，他们都是一直奉苏轼为圭臬的。
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何不像苏轼一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来笑看风云，笑对人生呢？
秦观有诗说：“人生异趣各有求”，对于苏轼来说，他的异趣不是富贵，不是功名，而是读书和创作，在文学艺术的瀚海中遨游，是苏轼平生之快事。苏轼自己所说的：“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正可作为苏轼审美人生的极好概括。
首先是读书，对此，很多诗话有所记载。可以说，读书是苏轼终生不变的生活习惯，是苏轼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有时，在贬谪的蛮荒之地，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便会将有限的一本书反复阅读。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又答王庠书》）这看似是一种法则式的读书方法，其实，这种法则多半是精神食粮短缺特殊情况所逼出来的。苏轼晚年贬谪海外，无书可读，偶得柳子厚文，于是，横看侧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个字都要反复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饥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尽的。有《诗话》记载，苏轼在黄州时，生活极端艰苦，仍然每夜读书，“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惜，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音吼）！’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令人失笑，也可知苏轼读书之痴迷。”
在《读孟郊诗二首》中，我们能感受到苏轼的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时而像是饥饿者的大快朵颐，时而又像是美食家的细细品味：“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饥渴之态、贪婪之态、寻觅之态，跃然纸上。如果有美感的时候，苏轼会感到极大的愉悦：“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读到佳处、美处，那种审美的愉悦，是无法言传的，这种感觉西方的诗人曾经说：“如果有一部书能使我读过之后浑身发冷，而且没有任何火把能把我暖和过来时，我知道那一定是诗”，（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语）苏轼的感受却是美感如佳肴美酿。读书之于仕宦，就像是天涯倦客，忽然看到清清的溪水一样，虽然不能从此彻底摆脱仕宦的尘埃，但到底可以使心灵得到得到短暂的休憩：“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苏轼：《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对于多才多艺的苏轼来说，审美的愉悦，其范畴相当的广泛，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凤翔时期，他就有《凤翔八观》，其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说，仕途为苏轼的审美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曾论说书法之乐：“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如欲美酒消百忧”，“兴来一挥白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呀！所以，苏轼人生的闪耀，便是在那“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悦，是如同他自己所体会：“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的体验。
当然，苏轼的审美人生，并不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隔绝，恰恰相反，苏轼非常喜爱访客聊天，在聊天会客中获得乐趣并得到灵感和创造。有资料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
苏轼的审美人生，当然也包涵着对于大自然的审美，在仕宦倦游之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愉悦，是苏轼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于“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的朝霞夕日，呼吸饮酌着湖光山绿：“呼吸湖光饮山绿”，他怜爱着一切美好的生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有时，他对于仕宦生涯极端的悲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大自然与他的诗文写作，就成为唯一不弃的伴侣：“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天人合一，与自然溶为一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传统，不独苏轼而然，但苏轼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个体生命之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之于自然世界之融合，更达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极爱东坡词“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见一片青青碧绿，便欲醉卧其间。词作之感人，先在词人之投入，非止形体，乃词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怀抱，那“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惺惺相惜，那种陶醉美景的珍爱，那种“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的归依，都令我心醉。而词序所记录的此词的创作过程，更是东坡以诗词写作为审美人生的极好例证：“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书此语桥柱上”，将词作发表在大自然，则无异于一种泛神情感，将大自然视为可以阅读，可以欣赏，可以交流情感的读者。余少年时代，在沙漠中见西辽河水，视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归，因将小词以树枝书写在沙滩，故深解东坡之审美情结；又如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则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风景一个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体之关照，是社会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是幻觉之自然，想象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闲人，只是相对仕宦人生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因为苏轼不但沉浸于美，而且创造了这一千古名篇。故“闲人”两字，为关键词，可以视为苏轼审美人生的别样说法。
相对于柳永式的为歌妓写作，姜夔式的为生计写作，苏轼的审美人生的生命观念，更多的是为兴趣写作，为审美写作。这一点，对于苏轼的诗文艺术创作，有着内在的深刻影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轼的艺术创作的种种特质。譬如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是“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创造性的快感，与黄庭坚的法则式的写作，苏轼的创作更为重视的是灵感，是“奋袂如风，须臾而成 的灵光一刹，是“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难摹”。东坡论述书法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两字极好，也可以视为苏轼艺术创造之概括；诗歌写作也是如此，苏轼曾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颇有意味。所谓“诗欲其好”，指的是众人之好，法则之好，“则不能好矣”，则是自我之好，审美之好。因此，以审美人生处来审视苏轼，则苏轼诗文艺术的种种怪怪奇奇的现象，都可以大致寻觅到源头。东坡作词，之所以能不理会所谓词体的当行本色，出新意诗人雅词于词体别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于豪放风格之外，都与苏轼的这种审美人生观念有着渊源关系。“以诗为词”的文学破体创作，无视每种文学体裁的当行本色的规矩，是因为苏轼原本就没将这些法则规矩看得很重，诗文也好，绘画也好，都不过是使我在创造中愉悦的载体而已，“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达心适意，正是审美与法则之间的极好说明。当然，苏轼的达心适意，是在对于文学艺术基本法则的深谙娴熟之后的自由，是总体法则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