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失意的陶渊明
历朝历代，对陶潜(陶渊明)，许多学者文人对之顶礼膜拜，对其人格赞美，绵绵不绝。大文豪苏东坡提到陶渊明，永远以学生的口气，这样提到老陶—— “渊明吾师”，说自己“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渊明是具有真性情的人，有修养，有操守，日常生活很随意。他的随意，非生活中的随随便便。官场的污浊，他看不惯，掉头就走。他自己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注：韵是气韵、气质)。陶潜认为由于现实的人事被高度扭曲，所以丘山倍显自然，值得爱慕。“爱丘山”三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几千年封建史，皇权无处不显赫，百姓无处不可怜，军队是百姓的对立物，政府是人民的压力源。偶尔出个青天大老爷，草民就感恩戴德。所以在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那里的社会生活，看不见权力机器的影子;虽有父子，却无君臣，连个村干部也没有!可见陶潜的自由精神—— 等级权力渺然无迹;自由与自然一样，上天赋予。
一个人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陶渊明曾经奔向官场，是为了生计。“投耒去学仕”——十三年里，曾四次去“学仕”!然而官场一套，他觉得很别扭，当官太难，始终不合拍。最后一次当县令，老陶只当了八十多天。官场有铁律：想做老爷，先当孙子。呵呵，在官场混，必需习惯假话与奸笑，要花花肠子多，要工心计，擅长尔虞我诈，要学会背信弃义……陶渊明当官，难免有委屈自己的时候，但忍耐是有限度的，上司要他做孙子，他就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瞧，他何等随意!对陶渊明来说，喝酒、写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官，绝对不是人生的必须。(事实上，酒与诗，伴随陶潜一生。)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载欣载奔”回家去，几乎载歌载舞!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而那些为官者，虽然得好处，锦衣玉食豪车伺候，却也付出沉重代价：失掉随意的快乐，失去做人尊严的愉悦。我们从陶渊明的为人处世，终于可以发现官方很尴尬的那个定律——要在官场混得好，得有奴才思想;有不把自己当人的准备!
仕途不得意者，或郁郁不欢，或心地坦荡。陶老先生是后者。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由于死了做官的念头，反而静下来读书了，读出自己的心得，艺术品味渐渐上升，原来心里的那份忠君报国的妄想，化作了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对艺术的亲近。社会洪波里的普通人，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为了获得什么物质与什么位子，而降低自己的人格。那些以尊严的'代价，去换取一职半官，说到底，可怜呀，令人发笑。所有大权在握的高位者，如果知道有那么一些精神贵族，竟然不对权力低下高贵的头颅，一定会感到无奈之无奈!
陶渊明回到故里(上京里，柴桑城)，躬耕田地，喝酒写诗;人缘好，行为异常，天命之年名播四方，成为名人。他常头戴葛巾帽，腰间有个酒葫芦，打赤脚进城，小孩们喜欢围观他。当时有些小隐士，只是“伪粉丝”而已，他们也戴葛巾帽，也挂酒葫芦，想学习老陶;可是他们心里却装着朝廷官府，企图借着陶老先生的魅力，有朝一日，完成“从隐士到官员”的万里长征。陶渊明一笑置之，他们有权仿效自己，但是貌似神不似，官府上钩不上钩，也是他们的各自的造化，他并不道破。其实陶渊明自己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陶渊明从来不是隐士。(后人称老陶是隐士，也是后人自己的事，反正陶先生的文章诗句里，从来没说过他自己是个隐士。)
一个人对官场的格格不入的真性情的人，可爱的伟大的陶老先生，高山也，万世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