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武取西河等州，扭转对西夏作战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政推行迭遭阻碍。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再相，熙宁九年再罢，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王安石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吏史上的一个传奇，他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创造了中国变法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11世纪，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巨大的转机——由封建农业文明向科技制度文明转变，有过成为第一个具有新体制、新文化、新技术的国家的机遇。王安石似乎也看到了这一次机遇，因此他竭力推动改革，试图把中国引向这个崭新的方向，他的思想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应和推进了这个转变。为了适应这个转变、把握这个机遇，他紧紧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变法立制，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凭借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他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人言不足恤”思想的第一人，他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虽然他的努力已经大有成效，却又不得不接受功败垂成的命运。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他成功了，中国的命运也许就会发生重大转变，也许资本主义制度会在中国率先建立，科技与制度文明会战胜马蹄与武力的征服，人类历史也许会因此而重写……
生生不息、日新月异是天地自然的特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变化是自然的规律，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创新是国家的生命之源。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都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商鞅变法持续七代，成功了，社会大步向前发展，遥遥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王安石变法只经历一代，失败了，社会急转直下，中国衰退了八个世纪。对于这两次巨大反差的改革，难道不应该总结其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吗?
王安石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从古至今对他的评价似乎是贬多于褒，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却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文学领域，王安石亦是大放异彩，无论是诗、词还是文章都富于理趣，其飘逸飞扬的文字让人真正感受到他的特立独行。他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那份质朴的情怀让人为之震撼、为之倾倒，而正是因为这一切，才使得他的诗文获得了不竭的生命，被人们传诵至今。
本书以质朴的语言和充满感情的笔调，对王安石的一生进行了概括描述，对其渊博的学识、坚毅的品格、执著的精神、超然的境界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笔者在撰写过程中除以正史为基本资料外，亦参考了不少笔记、文集及野史，目的在于增加该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使读者多方面领略王安石这位风云人物的风采。
第一章 荆公非凡的少年路
第一节盛世奏响的悲歌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公元1085年),江宁(今南京)王府。
“咳咳……”，房间里不时传来几声咳嗽声。发出这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在北宋政坛呼风唤雨的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御封荆国公──王安石。
这时的王安石已经走下了政治舞台，他避居于金陵，过着简单的生活。这两年他的身体已经一年不如一年，这时的他正刚刚从一次大病中恢复过来，身体仍有些虚弱。但是此时的他最为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对他的一生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人——宋神宗赵顼。在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已经收到神宗病重的消息，他知道神宗即位以来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身体是被活活累垮的。虽然知道神宗的病情已经很难痊愈，王安石仍然在心里期望皇帝的病能够好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的时候，神宗驾崩的噩耗还是毫不留情地传入了他的耳朵。王安石的祈祷没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宋神宗走完了他短短三十八年的人生历程。王安石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虽然心里早有准备，这一噩耗仍然把他震懵了。顷刻间，已过耳顺之年的他老泪纵横。
几天后，刚从巨大的悲痛中缓解过来的王安石提笔写下了《神宗皇帝挽辞二首》：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义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这两首挽辞情真意切地表达了王安石对那个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皇帝英年早逝的无比悲痛之情。神宗病逝的消息再次把王安石送上了病榻，他知道自己付诸毕生精力的事业将随着皇帝的离去毁于一旦。他悲伤皇帝早逝、遗憾自己的事业、担忧大宋的国祚。悲伤加忧虑使得他没能再次站起来，当他在病榻上听到司马光拜相之初便大废新法时，心里仅存的一丝侥幸已经荡然无存，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没有力量再次“以一人之力战天下”了。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的这一天，王安石似乎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无力的垂下了眼睛，家人的呼唤好似离他越来越远，而他的灵魂似乎又回到了六十五年前……
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江西抚州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的一户看上去并不十分阔气的人家显得一派忙碌。原来临江军判官王益的续弦吴氏即将临盆。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子，但是这第三个孩子的即将到来仍然让王益既紧张又兴奋，这是他和吴氏的第一个孩子。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接生的人出来向王益报喜，生的是一个少爷。
说到王安石的出生，据民间传说其出生之时，家人忽然见到窗前掠过一个身影，好似一只獾，所以他的小名又被称为獾郎，王安石也就被民间传说成“狐仙转世”。这个故事真假难辨，“狐仙转世”绝不可能，獾的故事也有很大的虚拟成分。对于儿子的降生王益自然很是高兴，但是他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个三儿子日后会成为大宋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非凡人物。
王益给这个三儿子取名安石，字介甫。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在为王安石取名时，可能也是受到了晋相谢安的影响。
谢安，字安石，是王安石父亲王益十分欣赏的一个文人才子。
谢安隐居不出时，人传：“安石不出，将如天下何?”
王益为王安石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王安石以后能成就大事业。不过，此话确实也应验在了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的降临给这个不算大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声笑语。王益对这个儿子极为钟爱，对他寄予厚望。王家在当地并不能算什么豪门大户，祖上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功业，能够追溯到的有些名望的人物就只能算是他的叔祖和祖父。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于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了进士，曾历任通判、知州等官职，最后官居尚书主客郎中，算是王家能够找出的最大的官了。他的祖父王用之也只是做了一个卫尉寺丞的小官。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中了进士，出任建安主簿，是年二十二岁，此后他在地方任职数十年，足迹踏遍了大宋的多个州府。由于王益在临川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做官，王益总是要举家迁徙。这样，少年时的王安石就随着父亲辗转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沿途的新奇见闻使得年少好奇的王安石并未感到什么颠沛流离的苦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正是因为这些广博的见闻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王益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官，也称不上什么文豪，但是此人颇有文采，为人睿智谦和，为官清廉。据说在建安任上之初，王益就因为巧妙地解决了赋税难收的问题而颇受同僚的敬佩。因为政绩卓著，不久王益就得到了擢升，他被提拔为临江军判官，就在这个任上时他的第三个儿子王安石降生。在临江军为官没有几年，王益又先后出任新淦县、庐陵县、新繁县县令。所在之处王益都是励精图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关于他的政绩卓著的记载。王益也因此被朝廷加授殿中丞，殿中丞虽是虚衔，但是要知道，当时的县令为七品官，而殿中丞则为从五品，这样一种低职高品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常见的，由此也可知王益的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时据史书记载，王益为官“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意思是他为官平时很少用刑，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王益对待旁人是如此仁慈，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就更是循循善诱。此后几年之内，王安石的弟弟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和三个妹妹相继出生，王益的家庭就一天比一天热闹，一群孩子整天在院子里玩过家家，打打闹闹，叽叽喳喳，好不惬意。有时王益忙完了公事，也出来和孩子们玩一玩。王益对孩子们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很少扮演“严父”的角色，他时常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慢慢的和他们说一些仁义孝悌，朝代治乱之类的道理和故事。王益教子，还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即孩子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从来不加以限制。所以王安石在临川老家时，读书读的很杂很多，比如《山海经》《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史记》《论语》《诗经》《尚书》《周易》《文心雕龙》《左传》等等，凡是能拿到手的书，一律通读。而且据《宋史》记载，王安石从小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读书过目不忘，作文纵笔如飞，情理俱妙，单单这些，就足以比下去很多人。
孩子在年幼时通常都会把父亲当做自己的偶像和模仿对象，而王益的这种言传身教无疑会对幼年的王安石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王安石早年的从政生涯中，王益的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很明显地在王安石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江西抚州金溪人。史书记载，其“父吴畋，一生未仕。母黄氏，寡言笑，喜史书，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擅阴阳之术。”她的伯父吴敏，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中进士，他的儿子吴芮、吴蒙此后也相继高中。因此吴家在当地也算的上是名门望族，吴氏生在此种家庭，自小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因此她并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据王安石的好友曾巩在为吴氏做的墓志铭，即“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写道：
夫人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问自下，于事未尝有所专也。其平生养舅姑甚孝。盖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吴氏出也。然夫人之爱其长子，甚于少子，曰：‘吾爱之甚于吾子，然后家人爱之能不异于吾子也。’故其子孙已壮大，有不知为异母者。居久之，二长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妇异甚，而身为字其孤儿，忘其力之惫也。其处内外亲疏之际，一主于恩，有谗讪踞骂己者，数困苦，常置之，不以动声色，亦未尝有所含怒于后也。有以穷归己者，急或分衣食，不为秋毫计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给，然亦未尝不自若也。其嫁三从之孤女如己女，而待长子之母族如己族，盖笃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养，未尝择衣食。其视世俗之好，无足累心者。方其隐约穷匮之时，朝廷尝选用其子，坚让至于数十，或谓可强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强之。及处显矣，其子尝有归志，而以不足于养为忧。
这在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旧社会，实属难得。
父母的这种才情和品格对家里的孩子们自然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安石有六个兄弟，他们七个人当中，有四个中了进士，一门父子五进士的现象在宋朝实属罕见。他的三个妹妹也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王安石长妹长安县君诗句最为著名，名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流传至今。这种家庭教育和氛围为王安石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他也将成为这个家族有史以来最为位高权重的人，王家也将在不久的数十年后一跃成为整个大宋朝最有名望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