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盘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估计能总结出一本书。但纵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用人失察、多用小人绝对是不争的事实，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毁于小人之手。
回过头来看历史，王安石固然是一个道德君子，然其所重用的改革干将，如吕惠卿、邓绾、蔡京之流，虽各具才干，但多是无耻小人，正是这些奸佞小人令改革沦为党争，最终毁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罢相后，北宋王朝的改革完全走了板，变成了小人们捞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直接断送了北宋王朝。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
2、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危机重重。一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二是西夏等外敌虎视眈眈，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特别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导致政府出现严重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到了不改革就要完蛋的地步。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受命于危难之时，强制推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等各个方面，力图通过改革，富国强兵，拯救危局。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如国家财政状况改善、王韶收复河湟故地等。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竟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最后，这场变法不但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矛盾。
当时，王安石变法从理财入手，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临川先生文集》)的口号，但实际上,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大部分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恰恰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产生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给反对派以攻击新法的口实,同时也使新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以青苗法为例，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这本是一件好事，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息贷款，收取利息的苛政。其他改革措施，也普遍存在类似情况，造成百姓负担反而加剧，生活状况日益下降。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一位看门小吏郑侠冒死进献《流民图》给神宗。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次日，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3、王安石变法的用人路线与用人失察
改革为何得到如此结果?我们要从王安石变法的用人来寻找答案。
王安石变法之初，即遭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的反对，而且这些竟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司马光等人反对的并不是变法本身，而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该法必然会给地方官吏提供腐朽空间，使他们借机盘剥百姓。后来的事实证明，司马光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为人执拗，他索性推行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只要是口头拥护新法，并坚决推行新法的官员，不管其人品、节操如何，即给予重用。而这些人恰恰多为投机分子，并非真心改革，只是借变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对此，司马光早有察觉，特地写信告诫王安石：“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与王介甫书》)
可惜，司马光的劝诫并未起到作用。改革上的用人失误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当时，王安石重用的这些人，或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做出种种人所不齿之事;或者用权力谋私己、唯利是图、鱼肉百姓，激起民怨沸腾;或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排除异己，使改革沦为党争。改革的'最终断送，很大程度上源于于王安石的用人失察。
4、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小人众生相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为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这些人尽是奸邪小人，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宋史》的奸臣册中，尤其是蔡京堪称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先说吕惠卿，此人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变法的二号人物。但司马光却对宋神宗如此评价吕惠卿：“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这番话令神宗为之默然。此后司马光又写信给王安石：“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文正公集》)对此，王安石颇不悦。然而事实证明司马光的判断极准。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在保守派攻击和变法派倒戈中伤下，第一次罢相。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吕惠卿乃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拜相后，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遂与另一改革派大臣邓绾合谋，将王安石牵入谋反案中，欲置之于死地。王安石得知后，赶往京城向神宗申辩，澄清了事实，后又查出吕惠卿敲诈商人五百万钱的重罪。由此，王安石重新为相。但吕惠卿心有不甘，竟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神宗。由于王安石把吕惠卿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这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政治生涯就此完结。
再说邓绾，此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为了快速升官，他对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由此被破格提拔，同乡骂他无耻，他竟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宋史·邓绾传》)，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等以取谀王安石。
章惇，此人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狭窄阴鸷，排斥异己不择手段。章惇为相后，复行新法，对反对变法的诸臣大肆报复，“手段过激，事同弄权”(《宋史·章惇传》)，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苏轼就是这个时候被贬到惠州，只因苏轼做“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章惇就认为苏轼活得挺舒服，再贬苏轼到海南。对于死去的司马光，章惇不但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掘墓鞭尸，只不过没得逞。但章惇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
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也争得面红耳赤，但其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纯粹是君子之争，不存一己私利。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还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临川先生文集》)!司马光得势后，评价王安石只是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司马文正公集》)。此时双方在政治斗争上都没有落井下石。但章惇得势后，立即把改革变成激烈的清算，是国家的有限力量都在党争中消耗殆尽。
此外，曾布、蔡确、杨绘、刘挚等都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然而这些人为谋私利，迅速变成了反对改革的骨干力量，把改革队伍撕扯得七零八落。
至于蔡京，此人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与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并称六贼，借变法之名，收刮民脂民膏，腐朽得一塌糊涂，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实为北宋灭亡罪魁祸首。
总之，王安石变法失败，很大程度上败在用人失察，进而失去民心。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或许，这是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世的警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