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发动变法的基础评估不足。内忧外患，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导致地主阶级的激烈反抗。变革的新政，确有不完备之处，也被一些心术不正官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实施中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王安石没有及时修正，使之失去民心。
二是对推行变法的`用人不当。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所用之人，参差不一，斗争所用的策略是党同伐异，没有很好地团结笼络人心，如对苏轼的人才没有很好吸纳进来;记得中学读书时有一篇司马光写了封信给王安石进行提醒，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进行批驳，其后用权排挤司马光，侵夺他选拔推荐官吏的权力，逼他离开京城到西安任地方官。王安石用的只要是拥护新法，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虚怀若谷的胸襟，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三是对调整变法的应变能力不强。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户联保后、逐家派定数目的摊派。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摊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让国家垄断商业，赚取商业交易中的利润。王安石认为这并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乃是因为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赋税多从农业中获取的缘故，因而夺取商人的利润，他的抑商政策，结果经济萎缩商人失业，所得的赋税反而比以前更少了。因此这两法，不久之后就被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