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浪淘沙令
王安石《浪淘沙令》下片写“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
浪 淘 沙 令
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译文
伊尹和吕尚两人曾是农夫和渔翁，他们曾经历所有的穷困而发达。如果不是汤王、文王发现并重用，他俩也就老死山野了。汤武二帝虽然是偶遇贤臣，使得如云生龙、风随虎一般，谈笑中建起了王业。可是直到千载之后的今天，伊、吕两人的功劳又有谁敢与其争比!
鉴赏：
这首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遭际和名垂千载的功业，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
它不同于一般古代诗人词客种笼统空泛的咏史作品，而是一个政治家鉴古论今的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这正是本篇的巧妙之处。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
伊尹(yī yǐn)，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 “莘，古国名，其地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
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
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王，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么，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相逢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作者简介：王安石人物评价
参见词条王安石变法的相关评价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着《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器之：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征，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