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怎么准备变法
引导语：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怎么变法?王安石如何准备变法的?下文是相关资讯，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王安石变法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现在写这方面的题材实在很棘手，尤其对我这样非历史专业的，更是挑战。一方面担心是翻译与抄袭，另一方面担心是“马后炮”。所以，我在写作时，假定把自己处在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的前夜，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尽量努力作一些前瞻性的预测。写完后虽然觉得不理想，但当做一次尝试吧。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历史教科书或其他历史参考资料都有详细介绍，笔者在此就不重复，总之按历史书上的说法就是一句话：迫在眉睫。笔者在此一言以蔽之，就是非理性公理的推论三。
且说宋神宗即位时年仅19岁，相当于现在大一、大二学生的年龄。我在大学教书，对大一、大二的学生有些了解，不知道古人19岁和现代人19岁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没有证据判断19岁的宋神宗身上究竟有多少冷静和多少冲动，但有一点，他的确想做一位有抱负的皇帝，并且不是一般的抱负，他要使宋朝恢复汉唐风采。他召见了富弼，问以治道，回答是“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其意”;问以边事，回答是“愿二十年不言兵”。应该说，富弼作为三朝宰相，以他的直观经验判断，要清除社会中的恶瘤，用现在的话说，将是一项多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的回答是相当负责任的，至少没有投皇上所好唯唯诺诺，更没有高喊什么皇上圣明。在被召见的第二年，富弼又向神宗言灾异天数，哀叹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如果古人有相当的理性水平，把“天”理解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并且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也许历史将重新改写，但是这种假设不成立。
宋神宗大失所望，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当时王安石是众望所归的人物，都希望王安石出来执政以改变现状。正如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当时王安石独负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学富，难进易退，不管识与不识都认为只要王安石执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司马光的学生刘世安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
以现代观点来看，司马光和刘世安显然有认识上的局限，把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明显不是唯物史观，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是单凭某个具体的'人的热情能左右的。
一个局限性认识如果当作个人观点表达倒也罢了，如果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的操纵者也有认识上的局限并且将局限性的认识用来指导变法，势必事与愿违，尽管当初的愿望是好的。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第一次与神宗皇帝当面长谈。神宗一见到王安石便问，今日治国之道，当以何事为先?王安石回答，应当以选择治国理念为第一要务。神宗又问，唐太宗何以能成为几百年来才有的一代明君?王安石答道，陛下您应该师法尧、舜;唐太宗并无多少识见，其所作所为不尽合乎圣人法度。唐太宗只不过是乘着隋朝末年的乱局得以称雄一时，再加上他的子孙后代大多昏庸不堪，所以才能够最终博得明君美誉，其实他本人并没有值得多少称道的地方。陛下您还是应该事事师法上古之圣人，后世帝王不足以成为治理天下的典范。
几乎每本宋史的参考资料都引用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这次对话，有的说是越次以对，以此说明宋神宗为了实现抱负迫切需要支持者;有的说是君臣相知，以此说明王安石变法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我认为，如果将这次对话看作变法前的思想准备的话，显然在思想认识上是有局限的。“应当以选择治国理念为第一要务(以择术为始)”，请问治国理念是什么?能不能科学的界定?“陛下您应该师法尧、舜(言当以尧舜为法)”，请问师法尧、舜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没有具体标准，怎么衡量师法了?如果将尧、舜假定为上古之圣人，那么现实中有谁能达到圣人境界?王安石还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显然是乌托邦想法，因为无法理性证明尧舜所为是最优解。还有，即使尧舜所为是最优解，那就说明历史倒退了，要师法尧舜，只有让历史倒回去，但历史不可能倒退到尧舜时代。
加佑四年(1059年)夏，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进献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有史学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举措，大抵皆祖此书)。按照这种观点，那么万言书也可以看作变法前的思想准备。万言书中的一些认识也是有局限的，略举几例。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识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不在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咳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这一段话中的“先王之政”是没有科学标准的，当今之法度要以先王之政为标准，实际上就相当于没有标准。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道耳。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对于这一段话，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说王安石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其见地之卓越，是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多少政治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就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在技术上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在王安石那个年代只能是理想或空想了。
总体上说，万言书指出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其次是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吏廉耻日毁，利用职权非法取得钱财盛行;再则是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这些见解虽然切中时弊，但都是从直观经验上总结的，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而属于空想的部分居多，其能付诸实施的可行性则较少。这也就不难理解万言书为什么没有得到仁宗皇帝和那些当政辅宰大臣们的回应。
既然认识上存在局限，为什么王安石对变法还是执着坚持而且充满信心呢?首先，根据推论三，变法是形势迫不得已，不得不变;其次，当事人不可能认识到自己认识上的局限;再者，王安石在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前，曾在地方任过职，在任职地方，颇有治绩。
在鄞县时，王安石跑遍了东、西十四乡，进行实地考察，并监督百姓兴修水利，“起堤堰，决坡塘”，通过蓄水灌溉，使百姓无旱忧。他还在春季贷粮给贫户，让他们秋季偿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具体困难，又能使官仓的陈粮新陈相易，不致于腐朽变质。鄞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试验田，并且成效显著。在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还提议废除了江南东路的茶叶专卖制度，主张自由贸易，政府征税，结果茶农与消费者都因此而得利，政府得到的税利也超过了靠垄断所获得的收入，可谓三方得利，这证明自由贸易是胜过官方垄断。
正因为在一些小地方取得了一些短期的效果，根据推论一，自然就会把那些短期效果当作放之全国而皆准的长期经验，也就对变法如此执着了。
总之，由于变法前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也决定了日后的变法事与愿违。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朝廷。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人才缺乏;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员廉耻日毁，利用职权非法取得钱财盛行;再加上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用现在的话来说，既深思熟虑地进行顶层设计，又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推进改革。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