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洲》赏析
《泊船瓜洲》
年代：宋作者：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分类标签：描写春天思乡诗小学
作品赏析
【注释】：
[1]京口：今江苏镇江。瓜洲：在长江北岸，扬州南面。
[2]钟山：今南京市紫金山。
【简析】：
诗人乘船路过瓜洲，怀念金陵（南京）故居，因作此诗。京口和瓜洲之间只隔着一条长江，我所居住的钟山隐没在几座山峦的后边。暖和的春风啊，吹绿了江南的田野；明月哟，什么时候才能照着我回到钟山下的家里？
【赏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身体力行致力于改革的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据史料记载，王安石1069年开始推行新法，数年后，因新旧党争十分激烈，宋神宗终于下令“权罢新法”，王安石也被迫辞官。晚年在钟山过着隐居生活。
据说王安石辞官的第二年，皇帝又起用他，召他进京。一日，诗人乘船路过瓜洲，因怀念金陵故居，在船停泊瓜州小憩时，王安石立在船头远眺，看到京口和瓜州就隔着一条长江，钟山也只是相隔着几座大山，春风已经吹到了江南，大地又是一片春光，他想到这里，不禁又想起自己推行的变法运动，他深信自己一定会使变法成功，怎奈朝廷内部斗争尖锐，自觉前途迷惘，不由又触动了对家乡的情思。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不由吟出了一首七言绝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这四句诗中诗人特别喜欢“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因为春风暗示了他推行的变法运动，可是，又觉得“到”这个字用得还不够生动，他想改成“入”和“过”，后来又想到了“满”，又都觉得不满意。整整想了一夜，却没有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船头，忽然看到江岸一片葱绿，于是心中一亮，这个“绿”字就此诞生了，春风又绿江南岸”因此成了千古名句，这首诗也成了流传千古的名作。
《泊船瓜洲》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它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从诗题中我们又知道，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写的是远眺所见，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江南，看到“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只隔一条江水，由此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不过隔了几座大山，也不远了，于是水到渠成地就有了“钟山只隔数重山”。前者写的是所见，而后者写的是所想，这一想，就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再塑空间。同时，“钟山只隔数重山”不仅写了瓜洲与钟山之间并不遥远的距离，也流露了诗人思念家乡的浓浓的情怀。
“春风又绿江南岸”不仅点出了时令已是春天，也不仅仅是描绘“江南岸”的春色，其中一个“又”字，又深深地蕴含了诗人多年的企盼。春风吹过江南已不知多少次，江南的田野山川也不知绿了多少回，如今春风依旧，明月依然，思乡之情也在，可是诗人自己又身在何处？再看句中的“绿”字，它也不单单是今年吹绿了“江南岸”，而是年复一年，不止一次地“绿”遍千山万水，就连整个江南都被染出了灵气，却终究难以染绿游子此时的思乡情结。“明月何时照我还”是由“春风又绿江南岸”触动诗人的思乡情怀自然引发而来，诗人满目新绿，想起春风已经不止一次吹绿大江南岸，可自己依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久别的故乡，不觉寄情于明月：皎洁的明月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陪伴着我回归故里呢？再一次表达了诗人思念家乡的深情。
诗人在诗作中十分注重用词的准确性、生动性与形象化，“绿”字原本是一个形容词，可在诗中却是“吹绿”的意思，这在古汉语中叫做使动用法，是形容词的动词妙用，足见诗人遣词造句的非凡功力。
《登飞来峰》
年代：宋作者：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飞来山一作：飞来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缘一作：自缘）
分类标签：哲理诗
作品赏析
塔指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
①②句写景，①句实写，②句虚写，虚实结合，组成一幅壮丽的美景。“千寻”写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结合。这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作者高瞻远瞩，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艰难，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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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佳处惬人意——说《登飞来峰》与《题西林壁》
汤文熙
清代纪昀说：“东坡、半山，旗鼓对垒，似应别有佳处，方惬人意。”（《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三》）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见分驰，互相对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这两位奇人在别的事情上能有某种相通之处，才能使人们满意。
其实，苏轼与王安石虽然年龄相差15岁，确有很多事迹不独相通，而且巧合。比如：两人都21岁进士及第，享年都65岁。王安石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字号用意的情趣隐合。苏轼解职黄州、赴任汝州、途经金陵时，曾与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据苏轼在《与荆公书》中吐露，两人曾相约在金陵买田卜邻，相从林下。两人平素多有诗歌唱和，并且见解吻合。据《西清诗话》：王安石在蒋山时，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苏轼，苏轼看后说：“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亦说：“非你见谀，我亦自负如此。”又据宋人笔记称：王安石在钟山，有人自京师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来有无诗作？来人说：近闻苏轼游庐山，有《题西林壁》一绝，即诵之。王安石听后，颔首称善。两人都以文章盛名跻身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相通巧合的事迹使人感到，半山与东坡似乎是一对传奇人物。这里有二人的诗作为证：一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一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题西林壁》为苏轼47岁时所作。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任黄州、就职汝州时，途次江西游庐山，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总结庐山之游的绝唱。《东坡志林》第7条载：“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可见这首诗是苏轼的精心力构，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彻人生的妙谛。两诗写作，一先一后，时间相隔34年，一写登飞来峰，一写游庐山，地点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对读比较两诗，总觉字里行间似有同出一辙的蛛丝马迹。
《登飞来峰》层次井然，安排稳妥。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据《杭州图经》：峰自天竺飞来，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转句直入情语，着“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飞来峰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题西林壁》为苏轼游庐山在西林寺题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晋江州刺史陶范所建，为庐山重要景观之一。苏轼《东坡志林》第7条《记游庐山》说：“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即指此诗。他先后写了7首庐山记游诗，这是最后一首。这首诗对庐山作总体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诗景状从平视、俯视中写出。起句写庐山横面侧面的山势，平视庐山，奇势叠出。概括精密准确，描绘细腻生动。庐山的峰岭走向，基本如此。据南山宣律师《感通录》：庐山有七座主要山岭，一起向庐山之东，会合而成山峰，故姚宽的《西溪丛语》说：“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承句写庐山远近高低的山势，俯视庐山，变幻莫测，补足起句未尽之景。可见起、承两句写景不失其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语，亦是情语。过去有的注本对这两句的注解多有穿凿，如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二十一，特引《华严经》中的话：“于一尘中，大小刹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来坐实“远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来。又如《冷斋夜话》记黄庭坚评此诗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此又“搔痒不着”的赞语。似此注诗评诗，俱无足取，早有注家批驳，认为“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有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十三）转、结二句作情语，以议论的笔触，寓哲理于抒情之中，畅写人们习见的理念，即：人的主观认识，各自都有局限性。寥寥14字，道尽人情事理，故此诗一出，立成典故，雅俗咸通，竞相援引。从全诗看，后联的理念，全从前联的景语熔铸铺垫出来。理念的产生，来自奇幻瑰丽的想象，而隽永深刻的理趣，自会启发出新鲜贴切的妙语。故历代评家咸推此诗深含哲理，评价极高，最著者如《宋诗精华录》卷二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现代《唐宋诗词探胜》说此诗“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两者融洽无间”，非禅偈所能比拟，所评极是，似可定论。
通过两诗对读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诗在立意、谋篇、炼句上不仅相通，而且巧合。从诗题看，王诗用动词“登”，苏诗用动词“题”，都用地名作宾语，构成动宾结构的短语。从体例看，两诗都是写景七绝。从全篇的立意构思看，王诗借写景抒发壮怀，句句入扣；苏诗借写景畅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于诗境之中。从章法看，都是前联写景，后联抒情。从表达的语势看，两诗的情语中几个用字几乎雷同。如王诗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诗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各自的关照都极稳妥，又如两诗都用“只缘”导引结穴；又如王诗的“身在最高层”与苏诗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来，两诗的相通与巧合，达到逼肖，如出一辙。真是英雄所见极同，何其相似乃尔！世界上有这样的奇人奇诗，岂不是惬人心意的一大佳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