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春夜王安石
王安石《春夜》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
春夜
宋代：王安石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译文
夜已经深了，香炉里的香早已经燃尽，漏壶里的水也快漏完了。后半夜的春风给人带来阵阵的寒意。
然而春天的景色却使人心烦意乱，只看见随着月亮的移动，花木的影子悄悄地爬上了栏杆。
注释
漏：古代计时用的漏壶。
翦翦：形容初春的寒风削面，尖刻刺骨。
简析
(一)整体评说。
这是春夜怀人之作。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
这首诗的好处是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
其实不看作者的写诗背景，单独看诗，是看不出这是怀念亲人的。但从诗词中可以感觉出，作者因为心里惦念着某事或某人，显得睡卧不安。
(二)写作手法。
这首诗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作者写夜，通篇是利用了各种物景的变化来替代的，没有直言，这体现了中国诗词一贯含蓄的作风。作者写心情，用的是“托词”，口里说是恼春色，实际是另有所想，都是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此诗还使用了借代等手法。
(三)解说诗句。
第一句“金炉香尽漏声残”，单看这句，是看不出在写春夜的，夏夜，秋夜，冬夜都可以用。诗句比较普通。“金炉香尽”和“漏声残”都是形容夜已很深。古人用漏壶测算时间，一个漏壶的水快滴尽了，表示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苏轼《卜算子》用过“漏断人初静”，也是用“漏”写夜，基本上诗词里写“漏壶”都是在写夜。
第二句“翦翦轻风阵阵寒”，“翦”，原意是指整齐的羽毛，这里是用来形容寒风料峭。这句描写风的“轻”“寒”。从这句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写“春”。因为夏风凉习，秋风萧杀，冬风凛冽，只有春风才“轻”且“寒”。诗的前两句合起来，是先“夜”再“春”，不是先“春”再“夜”，显得比较庸俗和普通。
第三句“春色恼人眠不得”。这句非常不错，可以说是比较出彩的。因为诗词里写春色，一般是两种态度为主流。一是赞赏喜爱和眷恋的，一是哀叹惋惜和感慨的，其实也是爱春色，但就是提前担心它流走。王安石在这里别出心裁，表示“春色恼人”。为什么恼人呢，背后肯定有玄机。至于什么玄机，作者在诗里未点明。读者可以根据这句来推断，肯定是有样东西，让作者觉得比欣赏大好春色更值得用心思记挂的。那就是——亲人。
第四句“月移花影上栏干”。虽说“月移花影”属于“俗词俗句”，但写景不错，有月有花，影动花凝。这句诗间接表明，作者是一直没睡，看着花影从庭院移到栏杆。夜更深沉，人却始终难眠。究其原因，是思念太深的缘故。
总的说来，这首诗最出彩的句子是“春色恼人眠不得”，余者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普通的诗句。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学善文见称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悦为谋士，以曾布、邓润甫、章惇、章衡、蔡确、吕惠卿等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见解，“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也称“荆公新学”，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识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