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内容
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