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中的高邮情结
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传统之一，就是它所反映的乡土情怀。几乎每个作家的心里都有着故乡情结。纵观古今中外，远离故土的作家，哪一位不用自己的笔关注过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故乡成了人的心灵深处永远温柔的去处。甚至成为有些作家永远的守望地。回忆故乡总是能带来美与温情的体验的。从鲁迅的《故乡》到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再到汪曾祺，无一不是留有作家们难以忘怀的故乡情结。高邮是汪曾祺魂牵梦萦的故乡，他19岁以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高邮是汪曾祺幸福和美的童年天国，也是他精神世界温暖的家园。这里造就了他的温情人格，也造就了他作品敦厚温雅的艺术风格。高邮情结成为汪曾祺创作的重点与高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小城风物美
高邮——一个大运河畔的水城，是个很有文化渊源的地方，写了无数情韵兼胜、 凄婉动人词句的著名词人秦观是高邮人，大运河数千年从城边流过，作为封建文化中心区域的流风余韵，难免给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故乡的风物滋养了汪曾祺的精神，汪曾祺在《我的世界?逝水》系列散文的序言中曾说到他的家乡高邮的状况，“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可见，在多年后表现出来的汪曾祺自身的文化意识里面，不能不包括着这一种故乡的情怀。回忆总是指向故乡，而对故乡的回忆总是带着温情的关怀。《逝水》是汪曾祺记述回忆高邮生活的体验，从《我的家乡》、《我的家》、《我的父亲》等篇自传体散文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作者依恋的故园中，桥、河水、船总是反复的出现，我们在他出神入化的作品中，可见小城的咸鸭蛋、野菜、寺庙、手工业者，散淡的文字，让人细细回味，一次又一次揭示了高邮水乡的地域特色。对于一个出生在江南水乡的少年，小城里的庙馆楼堂，大街小巷都是藏着他深沉的怀恋，例如“东大街”、“保全堂”、“文游台”等等。由此而见，汪曾祺在高邮生活的短短十几年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意蕴，而这种文化的背景就是高邮小城。
高邮是水乡，桥随处可见，写得最多的是“承志桥”，桥上汇聚的货担生意被当作高邮代表性风物加以表现，能够让我们窥见当时高邮生活的郁勃之气;《受戒》写庙里的故事高邮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异秉》中的保全药店源昌药店布店杂货店烧饼店，显示出高邮浓厚的商业氛围;《鸡鸭名家》先细笔道出该地盛产鸡鸭乃当地人衣食父母的乡风，之后引出孵鸡高手余老五和养鸭名家陆长庚，为人物个性展示限定了条件。
汪曾祺的每篇作品几乎都很用心的去描绘高邮的风俗人情、风光景致，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如我们熟知的小说《大淖记事》开篇便这样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1]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组高邮水乡大淖的风光景致，这组貌似平淡的水墨画把人们引进了优美的世界。大淖中央的沙洲上虽然“长满了茅草和芦荻”，但春夏秋冬碧绿、雪白、枯黄、各呈异彩。做小生意的，以和为贵，凡事忍让，相安无事。兴化帮的锡匠们很讲义气，又极正派。世代居住在“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的挑夫们更是安贫乐道，他们勤劳，善良，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大淖记事》中，风物描绘占全作的二分之一。因此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2]
汪曾祺是描绘风俗画的高手，他对地方风俗的观察之细甚至超过民俗学家，描写时因而也就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晚饭花集》中，无论是赛城隍的热闹景象，还是三姊妹出嫁时种种礼节仪式等，作家都那么谙熟，仿佛是在亲自主持操纵。与这些民俗相适应的人物，便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出场了。他们的存在代表了一种感人至深、触人启悟的文化精神。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饮食文化方面，汪曾祺俨然是一个美食家，如在《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然而，由此不难想到一个小城的饮食兼具两个地域的特色，既有城市菜场的某些特点也具备了农村土生土长食物。《故乡的元宵》则反映了他故乡另一种风俗习惯。送麒麟、走马灯、看围屏这些小城风俗，都体现了一个人口集中的地域的节日喜兴场面。店铺年后“大开门”和“小开门”这种祈福式营生习惯，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还显示了当地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人的生活习性。汪曾祺把“故乡的元宵”的场面寥寥数语概括了出来，“很多地方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落寞中让人感觉到了小城的几分凄凉之气。
汪曾祺的作品在民俗、民风的描绘上具体而传神，已经形成了一大特色。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3]俗中保留着这个民族“常绿的童心”，体现着这个“民族”独有的“感情”。然而，正是汪曾祺这一种创作的挚诚和不变的方向，高邮的民族代表性便成了他笔下的精神高地，而以之为文，则具尽高邮小城的人文风情了。
二、小城故事多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占有三分之一多(这还不包括他回忆家乡的散文)。这些小说在汪曾祺的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只因为数量多，还因为正是这类作品以其思想与艺术的独特魅力，奠定了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从1940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灯下》算起，到l996年，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汪曾祺共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从题材上看，可分为四个方面：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又主要是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为背景的小说;以塞外的农场果园为背景的小说;以及以北京世俗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在这四类作品中，体现得最多的是他对童年、对故乡的回忆。可以说，最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奠定了汪曾祺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就是那组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没有这一组小说，便没有在当今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
美丽的水乡濡养了这位文学大师，他把高邮融进血肉，化作一缕缕散发馨香的`文字奉献给世人。故乡的一草一木，早已成为心底最深的烙印，埋藏于心的乡土情结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小说《鸡鸭名家》、《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杂记》(三篇)、《徙》、《晚饭花》(三篇)、《皮凤三楦房子》、《鉴赏家》、《八千岁》、《故里三陈》(三篇)等，以及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哪部作品里没有故乡高邮的倩影?
汪曾祺笔下的故事像是一条时光的通道，把你带领你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方小镇，在一个个被讲述着的故事中，感受已经逝去的时光和生活。沿着这条寻梦之路，纷纷杂杂地向我们走来很多高邮人物，有谈甓渔、高北溟、王淡人、叶三、陈泥鳅、戴车匠、陈四、小锡匠、八千岁等等各色人等，那些五行八作，能工巧匠，传奇式人物，他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挑米、卖藕、孵鸡、贩骡、唱戏……或在芦花荡边，或在大淖边，或在保全堂里，或在当年的县立第五小学里，演绎着各自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张颜色或清淡或艳丽、内容充实的风俗画。
这些故事的形成都是于他童年和少年是生活的这座小城有关。在《自报家门》中回忆自己那时的生活，因为上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房……我到银匠店里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竹杆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看着手艺人忙忙碌碌，从中嗅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都深深植入了汪曾祺的记忆，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日后也就是汪曾祺追忆的所在。
在《我的家乡》中叙述自己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和高邮湖边去玩，看打鱼，看水上的船。在《我的家》中，他写到“我们这座花园……确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在这里掬过很多蟋蟀，捉过知了、天牛、蜻蜓，捅古马蜂窝“花园里的每种植物都记得：腊梅树、桂花树、柳树、碧桃、紫葳、香橼、紫藤……。”夏天各色花开，吃各种水果，乘凉。秋天捡梧桐叶子和茅栗子。冬天回忆儿时放寒假“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棉衣在铜炉子上烘了起来就不是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冬天吃青菜、冻豆腐、咸菜汤。汪曾祺的心从来就未曾离开过他童年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他也一直在寻回儿时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好奇和热切的最初印象。满怀深情地写故乡风俗和食物，以及一个个与之有关的小故事，让人从中感受到浓浓的乡思，洞见赤子的童真，给人们打开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艺术天地。作品中那些三四十年代苏北里下河地区小县城的风土人情，那些从历史深处飘来的往日的歌，总是动人地撩拨起读者对故乡的深深恋情，勾引起他们依稀的童年往事。这就是汪曾祺作品的独特魅力了。
三、小城人性善
闾巷平民、运河人家是汪曾祺熟悉的亲人。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至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这正如汪曾祺在《我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故事中的人们，虽然地位不同命运不一,但平实的文字背后都有着深藏其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从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实和善良，是他作品中最无法抗拒的魅力。人物喜怒哀乐，读者随之而喜怒哀乐，这样的牵动人心，是文字和结构编排无法做到的。于是，即使汪曾祺老先生的小说也许不像其他作品那样文字华美，情节刺激，却依然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其中，沉浸在他的平实无华的文字中，沉浸在他充满情趣与灵气的描写中，沉浸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纯朴善良中。
汪曾祺在旧高邮的脉脉风情中，构筑、欣赏、书写着人性的篇章，他用那支似散漫淡泊却深藏底蕴的笔，在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氛围中，不紧不慢地发掘着弥漫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质朴、纯净、高尚、坚强的情操。汪曾祺笔下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多是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3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主角，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更无传奇的经历，只是生活舞台上的龙套角色，虽然在生活里各自负着不同的重压，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性——纯朴的人性、健美的人情、美好的心灵、正直的人格。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汪曾祺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时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4]而且他还有一种“想把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5]的强烈欲望，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笔下的人物，凡是赢得作者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和自然生动人性的人，他的市井作品的主旋律也洋溢着对健康人性的热爱与对传统美德的推崇。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徙》中的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周济恩师的儿子。《鉴赏家》中卖水果的小贬叶三与季陶民间高册流水、生死不渝的友情。《钓鱼医生》中王淡人免费治病救人。《金大力》中的金大力，他当上瓦匠头儿，不是因为德高望重，不是因为技高一筹，也不是因为能言善辩，而是因为勤恳、实在、对人诚心、体恤他人，这才赢得居民和瓦工的信赖。作者赞美金大力的为人，其实就是赞美一种做人的准则。再如《岁寒三友》写农历八月十六阴城放焰火的风俗，作者极力叙述阴城的祥和喜庆，而把欢乐的制造者陶虎臣隐去，让他消融在欢乐的人群中。然而读者看到了陶虎臣用劳动为他人提供化了的善良人品。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在平凡的命运与原始的生活状态中，揭示了自然真率的人性，浑朴的人情、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这一系列的形象，其主要特征是“善”，寄托了作家自然的人性理想。
四、结语
汪曾祺在《受戒》的文末提示：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伴着他将近走过半个世纪的乡愁，作者于此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思乡、爱乡、恋乡之情，让他一生追忆的高邮生活是一种欢愉幸福的体验，是汪曾祺心灵的宝贵财富，深深影响了汪曾祺的创作。当然汪曾祺文本中的高邮已被人生经验所浸染改变重塑，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形式，成为理想的天国。
[1]文中未标注的作品原文均出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09页。
[3]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31页。
[4]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间传统》，载《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5]汪曾祺《有益于世道人心》，载《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1]《汪曾祺小城的寂寞与温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11月第32卷第6期，筱嘉。
[2]《情韵醇浓的风情画——论汪曾祺小说的情趣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3年 06期 ， 黄悠纯。
[3]《汪曾祺的高邮风俗画小说》，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 10期，陈昭明。
[4]《纯朴乐观和谐健康的人性之歌——汪曾祺小说人物世界透视》，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11月，孙红震。
[5]《汪曾祺小说的故乡情结》，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郭志芳。
[6]《乡土情结的人文精神——汪曾祺返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 04期，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