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学思想衍生出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一种朴素自然、平和淡远、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饰的艺术境界。
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他的小说和散文总给人一种“淡淡的滋味”，却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谓是闲适冲淡中孕育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是真情、真语言。平淡致远，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文风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来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每到一处，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乐。人皆爱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却难。汪曾祺深知个中滋味，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饮食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境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作者回忆故乡美食的文字，如《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这些儿时的食物，一经作者生花妙笔点染，不仅骤成妙笔，还令人顿起游子之思。
《端午的鸭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韵又凝结着浓烈民俗乡情的散文。是对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读，是对家乡情怀的慨然诠释。
先生以“家乡的端午”开篇，直接切题，用“很多风俗”引出下文。于是，在他的笔下，一系列端午风俗就走入了我们的视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等等。这人有我有，人无我有的风俗，在先生看来，都成了他最珍贵的回忆。因此，行文流水，如话家常，如数家珍，于自然、平淡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真爱和对故乡的怀想。
最让先生颇感自豪的还是家乡“著名”的“鸭蛋”， “著名的鸭种”、“善于腌鸭蛋”的高邮人、大都市店铺里的鸭蛋、别处没有的双黄鸭蛋、质细而油多的高邮咸蛋，甚至用鸭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成为他不厌其烦并引以为自豪的表述对象，以至于对对方的“肃然起敬”和“称道”也不屑一顾。 “惊奇不已”、“确实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等等语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悦跃然纸上。甚至于引用了袁枚的文字还不甘罢休，还要罗列种种吃法，并用北京的咸鸭蛋和故乡的咸鸭蛋比对。“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八个字符，一个叹号，直白而朴素的话语，幽默而爽朗的声音把先生对故乡的厚爱铺满了整篇文章。“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拖着长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时吃鸭蛋的情态出神入化般地描绘出来。我们从这里深深感受到先生对儿时生活的怀恋和追忆，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儿时的影像在他的笔下显示出了独具风格的魅力。而他那简约、传神、清新、鲜活的语言特点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和艺术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在作者谈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笔调，写出了人世间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于平淡中显现奇崛，风格灵动淡远，处处透着对这世界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着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标志的散文，更应是如此。最近，我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独具，充满着淡、雅、趣、情，应是这样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语言个性突出，看似不经意，实则细经营，往往在娓娓道来中蕴含着诗情画意。正如湖南评论家凌宇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读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语言恬静质朴，读之有一种平静之感，有心静如水之境，而这种平淡之中却藏大韵味，尤其从他的大多的散文开头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读如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到：“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在《观音寺》一文中写到：“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这好似在与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种宁静之美，而这种宁静，正是先生对语言驾驭的娴熟高超与生活体验的细腻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话还大白话”，读后却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还比如，在《跑警报》一文中，他引用了两副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汪曾祺先生这种通过叙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现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处。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个原因是文章饱含着趣味性，如他一组写饮食、写果实的作品，写的有味儿，把生僻的名词插上情趣的翅膀，让人增知识、见世面、添口味，写长沙的臭豆腐还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句“大白话”，更为文章通篇添趣儿。在《天山行色》一文里，写吐鲁番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全国第一，各种品种无不极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鲁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为无皮可吐。--不但不吐皮，连核也一同吃下，他们认为葡萄核实好东西。北京绕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未免少见多怪。”从文境趣味性这方面相对比，汪曾祺先生应比同样写饮食闻名的大师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筹呢。
文无情难为好文，散文贵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种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写家乡江苏高邮、写西南联大老师、写同学、甚至写饮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饱满情深，写父亲，“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写父母的相亲相爱之情，“母亲去世后，父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笔中有情，“情”现纸上，这种“情”，不仅是一个作家对亲人、故乡的爱，更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笔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离世，在七十七岁生涯中，以写短篇小说闻名见长，写散文自己评价“是副业”，但他的散文却有返璞归真的境界，有静幽致远的雅致，有淡定从容的文华，在我国文坛上应该是别具一格，闻名遐迩，这与他对创作的认识、坦诚的态度是一体相通的，他说：“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这应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内置特色。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