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仙汪曾祺阅读答案
引导语：“酒仙汪曾祺”，是文艺界送给汪曾祺先生的一个雅号，下面是相关的知识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算起来汪曾祺要比我大一辈。作家群中论资排辈，是以时间来划分的。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我们50年代的老友常把汪曾祺向40年代推，称他为老作家，他也不置可否，却总是和我们这些50年代的人混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活过来的。
汪曾祺虽说是江苏人，可是江苏的作家对他并不熟悉，因为他多年来都是在北京戏剧界的圈子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雨花》复刊，顾尔镡当主编。有一天，叶至诚拿了一篇小说来给我们看，所谓的我们是方之、高晓声和我。小说的作者就是汪曾祺。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异秉》.内容有一个药店里的小学徒，爬到房顶上去晒草药等情节。我之所以至今只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家当年的隔壁也有一个小药铺，所以看起来特别亲切，至今也印象深刻。我们3个人轮流读完作品后，都大为赞赏，认为写得太好了，如此深厚纯朴、毫不装腔作势的作品实在久违。同时也觉得奇怪，这样好的作品为什么不在北京的那几份大刊物上发表，而要寄到《雨花》来。
叶至诚说稿件已在北京的两大刊物吃了闭门羹，认为此稿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不规范。这话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托词。我们几个人对此种说法都不以为然，便要叶至诚去说服主编顾尔镡，发!顾尔镡号称顾大胆，他根本用不着谁来说服，立即发表在《雨花》的显要位置，并且得到了普遍的赞扬和认可。从此，汪曾祺的作品就像雨后春笋，在各大刊物出现。
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作家们的活动很多，大家劫后相逢，也欢喜聚会。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庐山，有时在无锡，有时在苏州。凡属此种场合，汪曾祺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倒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是酒把我们浸泡在一只缸里。那时方之已经去世了，高晓声、叶至诚和我，都是无“酒”不成书。汪曾祺也有此好，再加上林斤澜，我们四五个人如果碰在一起的话，那就热闹了。一进餐厅首先看桌上有没有酒，没有酒的话就得有一个人破费。如果有，几个人便坐在一起，把自己桌上的酒喝完，还要到邻桌上去搜寻剩余物资，直喝得服务员站在桌子旁边等扫地，有时候我们也会找个地方另聚，这可来劲了，一喝就是半天。我们喝酒从不劝酒，也不干杯，酒瓶放在桌上，谁喝谁倒。有时候为了不妨碍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我们便把酒带回房间，一直喝到晚上一两点。喝酒总是要谈话的，那种谈话如果有什么记录的话，真是毫无意义，不谈文学，不谈政治，谈的尽是些捞鱼摸虾的事。我们都是在江河湖泊的水边长大的.，一谈起鱼和水，就争着发言，谈到后来酒也多了，话也多了，土话和乡音就都出来了，汪曾祺听不懂高晓声的武进话，谁也听不懂林斤澜的温州话，好在谁也不想听懂谁的话。此种谈话只是各人的一种抒发，一种对生活的复述和回忆。其实，此种复述可能已经不是原样了，已经加以美化了，说不定哪一会会写到小说里。
汪曾祺和高晓声喝起酒来可以说真的是陶然忘机，把什么都忘了。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世界汉学家会议，他们二人和林斤澜在常州喝酒，喝得把开会的事情忘了，或者说并不是忘了，而是有人约他们到江阴或是什么地方去吃鱼、喝酒，他们就去了，会也不开了。说起来这个会议还是很重要的，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都来了，因为名额的限制，中国作家参加得不多。大会秘书处到处打电话找他们，找不到便来问我，我一听是他们3人在一起，就知道不妙，叫秘书处不必费心了，听之任之吧。果然，到了会议的第二天，高晓声打电报来，说是乘某某次列车到上海，要人接站。秘书处派人去，那人到车站一看，坏了，电报上的车次是开往南京的，不是到上海的。大家无可奈何，也只能随他去。想不到隔了几个小时，他们弄了一辆破旧的上海牌汽车，摇摇摆摆地开上小山坡来了，问他们怎么回事，只是说把火车的车次记错，喝酒的事只字不提。
还有一次是在香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大型的代表团到香港访问，代表团内有老中青三代人，和香港的文化界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一到香港就乱了，你来请，他来拉。那时香港请客比内地厉害，一天可以吃4顿，包括吃夜宵在内。汪曾祺在香港的知名度很高，特别是他在一次与香港作家讨论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发言，简直是语惊四座。当时，香港有一位文化人，他的职业是看风水和看相，灵验有如神仙。不知道他怎么会听说汪曾祺也懂此道，并尊汪曾祺为大哥。他一定要请汪曾祺吃饭，请黄裳和我作陪。我因为晚上要开会，不能去。到了晚上十一二点钟，我的房门突然被人猛力推开，一个人踉跄着跌进来，一看，是汪曾祺，手里还擎着大半瓶XO，说是留给我的。大概是神仙与酒仙谈得十分投机，喝得也有十分酒意。汪曾祺乘兴和我大谈推背图和麻衣相，可惜当时我有点心不在焉，没有学会。
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了会吃之外还会做，据说他很能做几样拿手的菜。我没有吃过，邓友梅几次想吃也没有吃到。约好某日他请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是不行，今天什么原料没有买到，改日。到时又电话通知，还是某菜或是什么辅料没有买到。邓友梅要求马虎点算了，汪曾棋却说不行，在烹调学中原料是第一。终于有一天，约好了时间设有变，邓友梅早早地赶到。汪曾祺不在家，说是到菜场买菜去了。可是等到快吃饭时却不见他回来，家里的人也急了，便到菜市去找。一看，他老人家正在一个小酒店里喝得起劲，说是该买的菜还是没有买到，不如先喝点吧.一喝又把请客的事儿忘了。邓友梅空欢喜了一场，还是没有吃到。看来，想吃酒仙的菜是不容易的。
从陆文夫的《酒仙汪曾祺》中看出汪曾祺性格特点：内敛,不张扬,喝酒时不劝酒;儒雅,喝酒为与好友聊天,写文章助兴;随性,因喝酒忘记客人,忘记买菜宴客.
汪曾祺的文风是淡而有味,文如其人,这也是汪曾祺的性格特点.
“酒仙汪曾祺”，这是文艺界送给汪曾祺先生的一个雅号。
事实上，汪先生的恋酒也早已不是什么秘闻，汪先生早在少年时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汪先生还很小，才十几岁。他的父亲每次喝酒都要给他倒上一杯。父子俩相对而饮，想必其乐融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汪先生喝了一辈子酒。国酒、洋洒，名酒、散酒，汪先生都喝。其于酒中获得的乐趣，恐怕只有汪先生知道，别人是很难知晓的。最近两年，汪先生因为身体欠佳，几乎很少喝酒了。不知汪先生忍受了多大的煎熬。
我是1986年认识汪先生的。那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到汪先生家。在那以前，我已和汪先生有了整三年的书信来往。那天，汪先生亲自下厨，为我备了几样佳肴。入席前，汪先生对夫人说：“今天难得小宋来了，我就和小宋喝两口吧。”夫人就笑着对我说：“他身体有病!平时我是很少让他喝的。今天你来了，他挺高兴，你就陪他少喝点。”汪先生说：“小宋是煤矿出来的。煤矿出来的都能喝酒，你让少喝点，那不委屈了小宋吗?”我连忙解释道：“我开过颅，不敢多喝。但陪您喝几杯，那是完全可以的。不过，您身体有病，我也早已有所耳闻，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少喝点好。”汪先生听后，便和夫人都很关切地询问我开颅的事，然后才一一入席。席上，汪先生和夫人分别坐在我两旁，一个劝我吃菜，一个劝我喝酒，不知不觉竟放倒了一瓶。这时，先生夫人说什么也不让喝了，汪先生才很痛苦地做罢了。
从此，我便知道了汪先生是非常爱喝酒的。
1988年4月，汪先生到大同为《北京文学》函授班的学员面授，和我同住一室。那时，市场上买不到汾酒，我便只好给汪先生准备了三瓶北方烧。我想，汪先生在大同只呆三天，三瓶北方烧是够了。谁知，两天不到，三瓶北方烧竟一滴也没剩下。我非常惊讶汪先生的酒量，也深知汪先生的恋酒程度，那是很少有人匹敌的。68岁高龄，两天不到，报销了近三瓶北方烧，开玩笑呢……
那三天，我想汪先生可真是过足了酒瘾。
每天中午将近十一点半汪先生就对我说：“志强，来!咱们喝口酒，吃饭。”说着，汪先生先给我倒上二两，再给自己倒满一茶碗。“我的天!”我心里暗自叫道，“这是喝口酒么?汪先生，您这口也太大了吧，”汪先生端起茶碗，吸溜就是一大口。“嗯!这酒味道不错!和汾酒不差上下。”汪先生称赞道，捏起几粒花生米，扔到了嘴里。黄昏六点多，汪先生又对我说;“来!志强，咱们喝口酒，吃饭。”又倒了满满一茶碗。晚上睡觉前，参加面授的学员们都回房间休息去了，只剩下汪先生和我。汪先生就又对我说：“志强，来!咱们喝口酒，睡觉。”依然倒满一茶碗。像汪先生这样喝酒，我以前没见过，以后也没见过。
那三天，我一直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汪先生爱喝酒，在家里有夫人看着，守着，不能尽兴。如今出来了，夫人不在跟前，可以尽兴了，我又怕汪先生真的会喝坏了身子。每次汪先生喝酒，看他喝得那么香，那么有滋味，阻拦吧，实在于心不忍，不阻拦吧，又实在为他的身体担心，所以，每到吃饭时，我都事前叮嘱一些人少劝汪先生喝酒，可汪先生每顿饭依然要喝不少。但就这样，那三天，汪先生喝了那么多酒，我却没有发现一次汪先生有喝多了的迹象。汪先生似乎没有喝醉的时候。
面授后不久，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先生夫人问我：“小宋，曾祺在大同一定喝了不少酒。”我笑了。汪先生也笑了，说：“没喝多少，”先生夫人不信。我只好以实情相告。这时，汪先生的小孙女汪卉就摇晃着身子对我说：“爷爷喝酒……”意思是汪先生喝酒喝得站立不稳了。先生夫人对我说：“他爱喝酒，我又管不住他。在家里，有我呢，还行!到了外边，我就看不住他了……每天出去买菜，他走到一个小饭店，买几两，喝了;走到一个小饭店，买几两，喝了。回家了，他也喝够了。有一次，汪卉从窗户里看见了他，就叫我：‘奶奶，看爷爷——’我一看，又喝多了。走路的样子——就和汪卉刚才学得那样。”汪先生笑着说：“别听她的。”先生夫人说：“人们都叫他酒仙，”汪先生说：“有一回《讽刺与幽默》登了一位漫画家(哪位?我忘了)画我的漫画，题目就叫《酒仙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