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忆母校-西南联大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和汪曾祺同睡一张床的是一个历史系的同学，虽说是上下铺，但两人几乎等于不认识，汪曾祺说:“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即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像吴宓这样提着手杖去上课的教授是极个别的一例。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来看，便可为证。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汪曾祺自称“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多数教授对他这样的学生还算宽松，因而他能经常旷课而照常毕业。但朱自清对学生要求很严，三天两头考试，汪曾祺说:“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教西洋通史的皮名举一次布置学生画历史地图，对汪曾祺交上去的马其顿地图批了一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期末考试给了他37分。这样一来，按照当时的章程，汪曾祺下个学期必须考到83分，凑成120分，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下个学期考试时，汪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坐在他左右两边，左边抄一道题，右边抄一道题，最后得了85分。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来源：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