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作品简介：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作品赏析：
为文作序，历来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记叙为主，或以议论为主，或以说明为主。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总体说来，是篇以说明为主的序言。但读后你会感到，在平实的说明文字中，似乎飘忽着一缕情思，沉淀着某种哲理。
《胡同文化》是作家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所写的序言。但作家并未从摄影艺术的角度落笔。作家既不说明光与影的交汇和谐，也不论及构思、线条、色彩的运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现的对象──胡同入手，再由胡同引出胡同文化，最后直扑全文主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胡同，大概应该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作家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介绍着胡同的诸多特性：建筑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来的市井味儿，胡同的小而多，离闹市区的近又似乎远，胡同与四合院的连成一体……总之，与胡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种种情景，都说明得绘声绘色，饶有兴味。这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为阐释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铺垫。
胡同是物质的，死的。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活的。于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飞动，文字也随之活灵活现。北京胡同文化的种种表象便跃然纸上。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这是因循守旧观念在居住上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独门独院生存环境之使然;有窝头，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是自满自足的心态……作家从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细微之处，找寻着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并由这表象掘进内里，对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实质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断：“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作为一种传统的心理定势和道德规范，中国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数，而北京人尤为突出。因为北京这地方，是几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统思想自然更为浓重，以至于使北京城像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见棱见角。这种方正观念，不但影响着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闭的胡同文化。
毫无疑问，北京胡同文化是一种传统，传统的`东西自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会一成不变地存在，都会永远发展。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随感录·三十五》)
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显然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的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惟有开放的意识，锐意进取的精神，才能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还是鲁迅说得好：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苏高邮，但久居北京，也算是个老北京了。这篇序文便显示出地道的京味儿。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条斯理，不火不愠的劲头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则俗白相间，韵味十足。如“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一句，情感内涵之丰富，表情达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