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83年，历史意义上的南宋作为一代王朝已于三年前随着陆秀夫的厓山一跃宣告灭亡，于是此时的中国纪年便名正言顺地记为元至元十九年。也许还有一个人直到此时仍固执地认为大宋还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头里;也许这个人还时常为那个享国日短的末代皇帝赵昺南向而泣，并且替他拟定他应得而未得的庙号以尽君臣之义;甚至违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年记作宋祥兴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让“也许”充斥了想象的空间，而我们确凿知道的只是这个人的名字以及此后八百年间每至民族危亡时就会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迹和诗文。事实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三年多来，他只是燕京兵马司土牢里的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佑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佑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
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
德佑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
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他的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遂被斩。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