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被乡愁折磨，这才发现自己魂思梦想的不是故乡的千里大漠而是故宅北投。北投的长春路，记忆里只有绿，绿得不能再绿的绿，万般的绿上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想着、想着，思绪就凝缩为一幅油画。乍看那样的画会吓一跳，觉得那正是陶渊明的“停云，思亲友也”的“图解”，又觉得李白的“浮云游子意”似乎是这幅画的注脚。但当然，最好你不要去问她，你问她，她会谦虚的否认，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理论的画者，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直觉的画了出来。
那阵子，与法国断交，她放弃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另外请到两个奖学金，一个是到日内瓦读美术史，一个是到比利时攻油画，她选择了后者，她说，她还是比较喜欢画画。当然，凡是有能力把自己变成美术史的人应该不必去读由别人绘画生命所累积成的美术史。
有一天，一个欧洲男孩把自家的一棵樱桃树指给她看：
“你看到吗？有一根枝子特别弯．你知道树枝怎么会弯的？是我爸爸坐的呀！我爸爸小时候偷摘樱桃被祖父发现了，祖父罚他，叫他坐在树上，树枝就给他压弯了，到现在都是弯的。”
说故事的人其实只不过想说一段轻松的往事，听的人却别有心肠的伤痛起来，她甚至忿忿然生了气。凭什么？一个欧洲人可以在平静的阳光下看一株活过三代的树，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被连根拔起，“秦时明月汉时关”，竟不再是我们可以悠然回顾的风景！
那愤怒持续了很久，但回台以后却在一念之间涣然冰释了，也许我们不能拥有祖父的樱桃树，但植物园里年年盛夏如果都有我们的履痕，不也同样是一段世缘吗？她从来不能忘记玄武湖，但她终于学会珍惜石门乡居的翠情绿意以及六月里南海路上的荷香。
二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玻，记忆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大好大蓝色的花”，她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象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如何一个小孩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三十六年过去，她仍然惴惶不安的走过今春的白茶花，美，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是对的。一九四九，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十分美丽，初到台湾，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的盯着看，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话。
记得初见她的诗和画，本能的有点趑趄犹疑，因为一时决定不了要不要去喜欢。因为她提供的东西太美，美得太纯洁了一点，使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有点不敢置信。通常，在我们不幸的经验里，太美的东西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浮滥，但仅仅经过一小段的挣扎，我开始喜欢她诗文中独特的那种清丽。
在古老的时代，诗人“总选集”的最后一部分，照例排上僧道和妇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向来是“敬陪末座”的。席慕蓉的诗龄甚短（虽然她已在日记本上写了半辈子），你如果把她看作敬陪末座的诗人也无不可，但谁能为一束七里香的小花定名次呢？它自有它的色泽和形状，席慕蓉的诗是流丽的、声韵天成的，溯其流而上，你也许会在大路的尽头看到一个蒙古女子手执马头琴，正在为你唱那浅白晓畅的牧歌。你感动，只因你的血中多少也掺和着“径万里兮度沙漠”的塞上豪情吧！
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例如：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又如：
爱原来是没有名字的
在相遇前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爱的名字》
或如：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