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然》看人际交往对徐志摩诗歌气质
徐志摩诗歌气质是什么呢?主要体现在哪里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诗歌《偶然》的再解读
1926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徐志摩的诗歌《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诗歌名为《偶然》，而“偶然”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主体与客体的相遇，第二，发生的偶然性。在诗歌中，主体以一片喜爱自由、到处云游的“云”为对应物。这可以说是作者对于自己性格极为生动的比喻。徐志摩曾经为了求学于罗素，不远千里赶到英国;为了与泰戈尔同游欧洲，毅然穿越西伯利亚;而为了拜访仰慕已久的哈代更是煞费苦心:“我是个好动的人”，徐志摩在散文《自剖》中这样宣告。如此可见，以大自然中飘忽不定的“云”作为诗人追求自由的象征是最贴切不过的。在诗歌中，与主体遇合的客体是一片“海”，海总是给人一种广博无垠之感，而相对于主体“云”来说更是显得博大。徐志摩曾说:“我不讳言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呢?”的确，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他以一种超乎常人的热情，攀登、瞻仰思想界、文学界的“高峰”。他与罗素、泰戈尔、哈代等举世瞩目的著名学者、诗人有过人生交会，并热情翻译他们的诗歌和思想。到处飘游的“云”偶然遇见博大的“海”，投影在其中，这种偶然让人充满讶异，又充满欢喜。但这种相遇相知又是极其短暂的，比如徐志摩与哈代本人的交往还不到一小时。偶然得见思想广博之人，但相聚的时光总不免显得过于匆匆，仔细回味好像充满遗憾，所以诗人写道:“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明明不想忘记，但为了发泄心中的遗憾，诗人偏如此写;诗人提醒自己下一次有如此偶遇之时，且也无须讶异，更无须欢喜，人生聚散都是如此。因为诗人明白，重要的不在于交往的时间的长短，而是那彼此交会时所放出的难忘的“光亮”，而诗歌的情绪也从遗憾忧郁的表象中微露积极色彩。《偶然》作为徐志摩诗歌代表作之一，其诗歌的独特气质也在其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对于自由的热爱，自然意象的贴切使用以及在忧郁诗绪中暗含的积极，这三者和谐地出现在《偶然》中，也汇聚成了徐志摩诗歌永恒的精神之光。当他不远万里去追随罗素追随现代文明时，自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而他与大自然的亲密也让他自然地亲近了泰戈尔;当他翻译哈代时，像是偶然但又实属必然地濡染了哈代的忧郁。这些看似驳杂的诗绪，交汇成诗人徐志摩独特的诗歌气质。
二、追随罗素与追随自由
徐志摩在一篇追忆性的文字中表示:“我到英国是为了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要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自由主义是罗素人文思想的内核;而对于人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恋爱和婚姻自由。罗素一直认为:“爱是赋予婚姻以内在价值的东西”，旧式的婚姻在“现在所要求的彼此自由”的环境中是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优秀学者们的前沿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徐志摩，让他的思想逐渐背离了中国传统，他的兴趣也从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转向了文学创作，“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剑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形了”，“自由”更成为他一生的单纯信仰之一。
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是从1921年开始的，至1931年，不过短短十年时间;但诗人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却创作了200余首诗歌。在这200首诗歌中，“自由”是徐志摩诗歌矢志不渝地追求，“‘爱墙’内的自由”即对于婚姻恋爱自由的争取和守护更是在徐志摩诗歌一开始就奠定的立场:《笑解烦恼忧》(送幼仪)。这首诗写于1922年6月，即徐志摩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离婚的三个月之后，最初发表于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报副刊《新朋友》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不难理解，诗歌是以诗人与张幼仪离婚为内容，但诗歌中表达的情绪不可谓不超前。可以说，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很少有徐志摩这般洒脱的离婚情绪，诗歌中全无丝毫顾虑和不舍，而是一种为双方解开四千年封建文明“从一而终”“烦恼苦结”的解脱和快乐。这种与离婚相对应的解脱情绪是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而徐志摩之所以会有如此超前的眼光和对于自由毫不犹豫地拥护，其背后与其和罗素、狄更生等著名学者的亲密交往当然密不可分。
《笑解烦恼忧》(致幼仪)是徐志摩对自由讴歌的开篇宣言。这宣言中的态度已属不凡，是对于封建婚姻的最畅快淋漓地反驳，而徐志摩在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罗素等人思想的濡染下，对于自由特别是婚恋自由的极度向往，几乎贯穿了他诗歌创作的始终。在发表于1925年9月5日《现代评论》的《起造一座墙》中，诗人以一种激烈地口吻表达了对于恋爱自由的坚定守护。在诗歌中，诗人以“吹尽满园的黄叶”的“秋风“和“蛀烂千年的画壁”的“白蚁”为喻表现出现实环境的恶劣和破坏力;但是诗人告诫自己的恋人:“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而为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保存爱的自由，诗人向自己的爱人提出要求:“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在这流动的生命里起造一座墙”，这与罗素对于一种新式婚姻的探索不谋而合。罗素表示婚姻应该是“既要成为本能的平等的良好工具又要成爱的精神成长平等的帮助的新形式”，而诗人正要建造这样“一座墙”，在这座用恋人间爱的柔和刚建造起来的墙内，“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由此，诗人从对封建婚姻的破坏走向了对于新式婚姻的建造，而“自由”则是他一直要守护的珍宝。
三、亲近自然与亲近泰戈尔
徐志摩受罗素等人的影响，对于现代工业文明一直持有厌恶的态度。当郭沫若等诗人在诗歌中热情颂赞着工业文明的内燃机和烟囱时，徐志摩却在文章中写道:“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他甚至将工业主义称为是自杀的方向。由此可见，徐志摩对工业主义的对立态度之激烈几乎到了反常的地步。他所倾心的一直是美好、纯净的大自然。在他的诗歌中一开始就没有现代文明的痕迹，展现了一派浪漫的自然田园景象。诗人对于自然的礼赞和青睐让他与1924年4月访华的印度诗哲泰戈尔结下了不解之缘。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深受当时中国文坛诗人、学者们的喜爱。泰戈尔诗歌中营造出来的清新隽永、潇洒平和、充满爱和生机的氛围也深深地感染着一大批新诗的创作者。对于自然的热爱让徐志摩乐于亲近这位印度诗哲，而泰戈尔诗歌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感悟，又使徐志摩受益颇深。
四、翻译哈代，濡染忧郁
在阅读徐志摩诗歌时，我们会意外地发现，在他的诗歌中还有着与他一贯风格极不协调的忧郁。如这首写于1928年的《生活》:“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一道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如此阴郁的诗句出现在“浪漫派”诗人徐志摩的笔下，简直不可思议。胡适之是比较早注意到徐志摩诗歌中忧郁的评论家之一，他曾经将这首诗中惊人的忧郁归结为徐志摩生活中的失败，“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暗惨的可怕”。无法否认，徐志摩后期生活的窘迫对于他诗歌创作风格的确存在着影响。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早在1924年前后，在徐志摩的部分诗作中，就已经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忧郁诗绪，但此时他的生活正处于上升阶段，泰戈尔在同一年来华讲学，徐志摩出任翻译并陪伴泰戈尔到处游览，一时风头无两，如果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中的流露出来的忧郁归因为生活，显然是不成立的。那么徐志摩诗歌中的忧郁究竟从何而来呢?一个常为人所忽视的原因浮上水面:就在同一时期，徐志摩与另一位国际诗人的交往悄然发生着，其诗歌中的独特诗绪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的诗人徐志摩。这位诗人就是英国的哈代，在他的诗歌中遍布的正是忧郁和悲观。徐志摩与罗素、泰戈尔、哈代等举世瞩目的学者和诗人的交往在其一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与世界大师级诗人们的交往中，自由、自然、忧郁这三股驳杂不同的气质，逐渐内化为作为诗人的徐志摩的独特诗歌气质。在他最为人称道的诗歌《偶然》《沙扬娜拉》《再别康桥》等诗歌中都有明显地体现，这也是他的诗歌充满魅力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