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杨万里对韩侘胄的厌恶，完全是出于“公义”。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韩侘胄罗织“伪学逆党”罪名，排斥赵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但作为一名理学家，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表示抗争。
事过境迁，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驳杂难辨，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
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话：“杨万里为人刚而褊”。又据说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称：“杨万里有性气。”杨则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气，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
“刚而褊”，刚为刚正，褊为褊狭。杨万里的刚褊，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
淳熙十六年，朝议“高庙配享”，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并斥洪迈以欺、专、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兴。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主持“隆兴北伐”招致失败，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再说，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为张浚争这个虚名，值得吗?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情色彩。
综观两宋朋党之争，刚而褊，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小家子气。
韩侘胄当然不是个人物，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为岳飞平反，将秦桧打回原形，毕竟大快人心。他 的“开禧北伐”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无人可用，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敌国金朝也烂，两者实属比烂，你烂，我比你更烂。
另一方面，韩侘胄对理学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谓“伪学逆党”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宋史》编写，将其归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讲学事业，前后只当过十年官。 他当官，同样不能免俗，“褊狭”得比别人更厉害。朱熹由赵汝愚推荐，担任宋宁宗的侍讲，等于是皇帝的老师，初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之论。旧 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多次递条子，评议朝政，指责韩侂胄在皇帝身边窃取权柄。把宁宗惹恼了，不要他当老师了，将他轰了出去，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被宁宗一口拒绝。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着道理，如此党同伐异，也太不够策略了吧!朱熹这人，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集理学之大成，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或有心理问题，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这也罢了，权斗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严蕊)严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实唐的罪名，未免太过残忍。
《宋史》还载有一段朱熹对陆游的恶评，说陆游“才能太高，功迹太浅，恐怕会被权势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节。”撰史者于是拿陆游为韩侘胄写 《南园记》为证据，表明朱的预言之高明。这是什么话?为韩侘胄写一篇记文，就成了衡量气节操守的试金石?是的，韩先是请杨万里作记，被杨拒绝了，杨有自己的坚持;但陆游接过这手面子活，难道就成罪人了?事实上，从陆游的《南园记》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韩的谀词，纯出于希望韩担负抗金大业的良好意愿。纵使看走了眼，也与道义、节操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