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对余秋雨散文中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影响
余秋雨散文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其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语境如诗似画而备受广大读者喜爱，也受到许多评论家学者的好评。
论传统文化对余秋雨散文中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影响
摘要：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给读者很大的震撼，他所要揭示的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无不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本文通过分析农耕型、伦理型和内圣外王型的传统文化特点，来探讨其对余秋雨散文中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散文;独立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但又以儒家文化为正宗主流。儒家文化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是：“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在这里，笔者把荀子的话分拆成儒家文化的三个特点，即：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2、“先祖者，类之本也”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型文化特点;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本文将从儒家文化的这三个特点入手，来探讨传统文化对余秋雨散文中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影响。
一、农耕型文化的影响
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首先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关注，揭示的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在《贵池傩》中，作者揭示了现实中对待文化遗产的另一种看法：既批评全盘否定政策，也否定现在某些人那种完全肯定、全盘照搬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他认为，既要“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心底珍藏的”(却应该是“痴想着月球的旋转和风的形成”。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她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早熟的中华文明使文化的交往趋于单向性，从而形成华夏中心主义。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依赖“黄土地”，把土地当做自己的命根子，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中华的地理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再加上辽阔的版图，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内部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而造成中华文明不必“走出去”的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下产生，而且比周边各族成熟较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注重自身体系的整合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更强调对传统的评价和解释，并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和阐述求得发展。
余秋雨对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关注就已深入它的本质，开始触摸到它的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正是由于痛感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萎缩，余秋雨一方面批判了躺进一方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的隐士高人;一方面对那些活泼健全的独立人格表现出由衷的激赏。在《青云谱随想》里，与其说余秋雨欣赏“八大山人”怪诞的画，毋宁说他更欣赏朱耷的孤傲与佯狂，那种人格色彩的强悍呈现。《阳关雪》中提到的唐人风范，他们相信自身的力量，自信可以战胜自然，也能超越自己。他们是生活的强者，命运的主人，所以他们的脚步放达而豪迈。他们要把这种自信注入每个中国人的肌体，把自信的微笑输进历史的魂魄，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挺直腰杆，昂起头来走路。可惜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有健全的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毕竟太少，所以作者才不无痛心地说：“中国，太寂寞了”。
二、伦理型文化的影响
伦理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由于伦理型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之上，是为巩固君主专政服务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造成了人格的某种缺陷。
在伦理文化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必然是忠君、重孝的文化。在《柳侯祠》中，柳宗元因罹祸而被远贬蛮荒之地，从而远离现实斗争中心，但由此柳宗元获得更深的人生感悟。像柳宗元这样经历的文化精英在中国文化史上比比皆是，苏东坡就是在远贬黄州之时奏出了生命的绝响。他们有机会渐渐洗去身为权贵的嚣浮气息，思考生命的真正意蕴，获得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见解，使生命得到升华，散发出持久的人格力量。但由于长期受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忠君报国的愿望从未消亡过，总想回到庙堂一展抱负，所以他们日夜盼望着遇赦回归朝廷，柳宗元于是在“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2】可朝廷怎样对待这些文人的呢?“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挪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3】正是由于朝廷的防范和文人自身所受儒家伦理文化的熏染，从而导致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中逐渐消磨和缺失的缺失。
三、内圣外王型文化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强调以礼自治，要求人们自觉地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与非礼的言行做斗争，处处循规蹈矩，安于本分，这是礼的精神在人生道德领域的体现。中国文人价值观的失误与封建伦理的名份、道统观念有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人的价值评判归结为封建道德评判，看他是否尽了“名份”。即便到了20世纪初，也没有跳出这种“名份”的桎梏。在《酒公墓》中的酒公就是被这种名份标准残害的人。酒公先生是状元的后代，留学美国专攻逻辑，传统价值观念却给他开了个荒谬的非逻辑玩笑。虽然有人主动靠近，趋附风雅，甚至强抢他为师爷，但都不是看重他逻辑学上的造诣，而是因为他的留学生和状元后代的名份。酒公只是想借助他留学美国攻读过逻辑学的名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应该做的事，可连这点很容易实现的要求都没有实现。《阳关雪》中余秋雨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这样角色错位和礼治要求的角色“绝对相称”的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又谈何树立健全的独立人格。
既然外在的礼治有如此多的不足，不能够树立健全的独立人格，那么就从内在的修养来培养独立人格。“仁”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而“仁政”则可以被看成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就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突出人的作用，以每个人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写道：“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遽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4】传统的知识分子太重世俗功利，太重集体主义，也太容易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媾和认同，以至丧失自身的独立人格。在这种氛围中和制度下选拔出来的官员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人格，怎么可能会有创造性，怎么可能会有生机勃勃的学术氛围，有的只是摇头晃脑的背诵古诗文，埋头苦研八股文;有的“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反之，一味寻求独善其身，把消除了志向当作志向，则是文化人生命价值的另一种误区。作为这一误区的代表是带有避世色彩的隐士。如《西湖梦》中写到的在西子湖畔孤山脚下“伪隐居”的林和靖等，他们成为泯灭社会使命和人生追求，只求自以聊慰的文化孤魂。如此之流又怎么会构建起健全的独立人格，又怎能担当起中国文化承传的大任。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注重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个人也被束缚在土地上，很难建立健全的独立人格;而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文化，注重的是对家长和君主的绝对服从，也很难有建立独立人格的土壤;内圣外王的文化，注重的是以礼治来规范人的名份，以“仁”来衡量人的道德，这都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更加不可能让你有构建独立人格的可能。也许在古代中国会有一些独立人格，但这种人格独立和价值、利益的实现是以个人对封建制国家和宗法关系的绝对服从为前提的，是以对个人个性、欲望的克服、压抑甚至是牺牲为代价的。由此可见，余秋雨散文中要表现的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属性。
注释：
【1】《荀子?礼论》，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二册，第233页。
【2】余秋雨：《柳侯祠》，东方出版中心，《文化苦旅》，2003年1月第12次印刷，第28页。
【3】余秋雨：《柳侯祠》，东方出版中心，《文化苦旅》，2003年1月第12次印刷，第29页。
【4】余秋雨：《十万进士》，河南文艺出版社，《余秋雨的历史散文》，2003年9月第二次印刷，第232页。
参考文献：
[1]、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
[2]、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5。
[3]、綦桂芬：《文化苦旅展现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人格》，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王新菊：《浅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人格》，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张磊：《文化视野中的余秋雨散文》，咸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