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风景散文
余秋雨开创了“大散文”的模式。他从宏观的历史中去抓取碎片，然后以民族化的视角去进行情感解读。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余秋雨关于风景的散文，一起来看看吧！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三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Olympia)，夜宿Europa旅馆终于来到了奥林匹亚。
没想到这个全人类的体育圣地会有这么好的风景，在快要到达之时就已经是密树森森、清溪浅浅，道路、房舍也变得越来越齐整，空气间洋溢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然清香。一脚踏入圣地，你一定会猛然停步，因为被一种阵势吓着了：无数苍老的巨石，不管是当年的楼础、殿基还是雕塑，全都从千年的颓弛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规规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们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这条大道看不到尽头，只知道它通向一个最简单的终点：为了人类的健康。
见到了宙斯神殿和希拉神殿，搞清了古代每次运动会前点燃圣火的路线，抬头仰望昂然云天的无数石柱，不能不承认，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人类黎明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四万人，只有中间有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实在忍不住，我在这条神圣的起点性跑道上跑了整整一圈。许戈辉在一旁起哄：“余老师跑得不对，古代奥运选手比赛时全都一丝不挂！”
我说：“这要怪你们，当年这里没有女观众。”
确实，当年有很长时间是不准女性进入赛场的，要看，只能在很远的地方。据说，进门左侧背后的大山坡上，可让已婚女子观看，而进门正前方几乎一公里远的山头上，才让未婚女子远眺。许戈辉说：“原以为运动场是少女挑选如意郎君的好地方呢！”
听这里的人介绍，当年有一个母亲化妆成男子进入赛场观看儿子比赛，儿子获得冠军她一声惊呼露出女声，上前拥抱又露出女形。
照理应该惩罚，但人们说运动冠军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我们怎么能惩罚神的母亲？此端一开，渐渐女性可以入场观看比赛了。
漫步在奥林匹亚，我很少说话，领受着不轻的文明冲撞。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地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文明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地方。古代希腊追求人的双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体的健康。智力的健康毋须多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数学、美学、医学、法学等等领域，我们至今仍在用希腊的.基础话语在思考；肢体健康更有一系列强大的证明，例如今天全世界还在以奥林匹克和马拉松的名义进行体育竞赛，希腊的人体雕塑至今仍是人类形体美无可企及的标本。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发挥到极致然后再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是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流于愚勇，或流于酸腐，或追慕骑士，或仿效寒士，很少构想两相熔铸、两相提升的健全状态。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世界坐标。
我历来认为各种伟大文明都自成结构，很难拆开了作局部比较，但在奥林匹亚，我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产生，不是由于局部，而是关及人的整体。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机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的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缺少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希腊雅典，夜宿Herodion旅馆昨夜十时二十分香港起飞，中停曼谷，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换飞机向雅典出发。飞机追着夜色走，只怕被黎明赶上，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等到不想飞了，一停，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
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尤其是海关和出口处，像一个小城市的汽车站，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它辉煌在二千五百年前，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早已悠然退出争夺辉煌的竞赛。不过，作为一个门户，机场毕竟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盛衰。人们早已习惯了国际间一般的机场格局，突然地让人感到不习惯，不习惯于一般标准之下，多少包含着一点悲哀。
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只从罗马看起，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不想轻易踏入。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倒没有仔细想过，但肯定不应该像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伧，既已失去古代的格局，也没有现代都市的规划。
得重新找一个开头，一把抓住希腊文明的魂魄，让整个旅程快速地昂起头来。于是当机立断，不急着找旅馆，立即赶到海边。只有大海，才是希腊文明的摇篮和归宿，而且历久不变。我们以前从书本中约略知道，希腊海边最美的地方叫苏尼翁(Sounion)海岬，那里有一个波塞东海神殿(Naos Poseidonos)，于是翻开地图找去。
看到了爱琴海。水色景象与法国、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树阴，立即凉意爽然。但相比之下，这里少了很多别墅和白帆，房屋也有一些，都比较简朴，这倒反而形成一种博大气象，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正是在这种气象中，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这便是海神殿遗迹。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那么精雅轻盈，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而且大部分已经断残，于是精雅轻盈就有了完全相反的负载。外部图像和内在意蕴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种惊人的美，既是自然美，又是人文美。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
石柱群矗立在一个高台上，周围拦着绳子，远处有警卫，防止人们越绳而入。我与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小姐在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领略着那个伟大时代遗留的光泽。突然，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石柱上刻有很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
“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仅到这里游历，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终于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
这真是咏叹一种文明败落的刻骨诗情。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国，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上面几句话完全是胸臆直泻。这样一位拜伦，一定会到如此壮观的海神殿来参拜，并郑重留下自己的名字。猜测引发了好奇，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绳去寻找，一再回头，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眈眈。
同来的伙伴们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不知用什么花招引开了警卫，然后一挥手，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石柱很多，会是哪一柱？我灵机一动，想拜伦刻了名，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柱。这很容易，一眼就可辨别，刻得最密的是右边第二柱，但这一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里？我虽然只见过他的半身胸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颀长，因此抬头在高处找，找了两遍没找到，刚移目光，猛然看见稍低处正是他手写体的刻名被密密层层地包围着。
别人，不管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用大写字母刻着自己的名字，他却只用端正的手写体，而且又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写在希腊文明的肌肤上，但即使是遗迹，也必须低头小写，如对神明。我只奇怪，为什么在他之后大大咧咧地用大写字母镌刻自己名字到高处的人，完全没有领悟他的心情，照理他们大多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取名为《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如“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有些译句则熔铸了强烈的中国古典情怀，如“独有海中潮，伴我声悲嘶，愿为摩天鹄，至死鸣且飞”，几乎是苏曼殊、章太炎、黄侃本身在抒发，而这种抒发，实际上也成了辛亥革命的一种情绪准备。
苏曼殊、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但在本世纪初，他们已知道，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这在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一种宏大文明的命运，不能完全以它发生地的国家国力来衡量。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政治理念来呼唤它或企盼它，反而降低了它。
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找到了神殿，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找到了拜伦，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已经足够。这个头开得很丰满，可以回城找旅馆了。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像，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像，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