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秋雨的个人文章内涵
秋雨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作家。我不是敬佩他的为人，因为他的为人我不了解。我敬佩他是因为他的学识的深度与广度，是我，至少在目前，不能达到的。我相信很多很多做着与余秋雨同样工作的人，仅仅在学问上就达不到他的高度。虽然《石破天惊逗秋雨》早已指摘秋雨之瑕疵。而且确实也有着春秋与战国偶然混淆之类的口误笔误，或者就是知识的错误。然后谁不是被指摘着呢？
范跑跑是个我不能透彻了解其思想的人。不崇高，也不无耻。我不是很了解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跑跑似乎真的在宣扬什么理论。
可是秋雨犯了个小学生都可以轻易避免的错误。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中，秋雨站在云端，名为劝告实为指责。而跑跑老兄更是连文盲都难以启齿的话，他说出口了。
我想追究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因素。
首先来分析一下秋雨问题。《含泪》一文，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家长们捧着遇难孩子请愿的行动与反华媒体无理联系起来了。本来二者就可以有某种联系。立场各异的媒体本来就可能对此作相对客观或者有意歪曲的报道。之所以说是“无理联系”，是因为，无论这些媒体报道正确与否，责任在于媒体。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请愿一事本身是否合理，而不能以媒体将作何种报道为评判依据。秋雨之文也指出了反华媒体是“诬陷”，既然如此，难道我们的民众就如此不能分辨是非吗？我们的政府与媒体该澄清才是。请愿本身是否正确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秋雨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逻辑错误，相信秋雨是由于爱国心切导致的疏忽。不过秋雨的作文技术十分高超，字里行间，不经意处，却仿佛请愿家长成了反华势力的帮凶。说是“含泪劝告”，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实际上，地震是天灾这个道理，除了那么几个冷血的“天谴论”者之外，谁都明白。那么，请愿本身是不是合理呢？是否就是横生枝节呢？这次地震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清楚的。秋雨文章也能直面这个问题。关键是，请愿的方式与时机。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我是赞同秋雨观点的。请愿家长的心情能理解，然而当前的更紧迫任务是灾后的重建，原文也说得很清楚，此不重复。我极端反对的，是秋雨的态度！
怎么能把请愿的家长和反华势力直接联系起来？在若有似无的口气中，加上一些人不暇细想，这些悲痛欲绝的家长很可能被推上不道德，不爱国，扰乱社会稳定的位置！即使家长的行动有些过激，我们也要尽可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好工作，而不是在言辞上，在道义上，将他们置于社会的对立面。以秋雨之文看来，请愿就是不团结，请愿要求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主要责任者，就是与当前任务矛盾，甚至是扰乱！这是什么逻辑？我相信那些孩子已往天国的家长们，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他们只是单纯的痛苦！既而对那些社会的驻虫们愤怒！因为也许，也许，如果当初房子更结实一些，他们的孩子生存的希望就多了一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请愿，我们可以“含泪劝说”，可以让他们等灾难过去，灾区生活更稳定时再追究，但怎么可以置他们于道德的逆境之中呢？
文人笔如刀，杀人于无形。我心目中的大师，不仅是学术上的大师，更是道德上的大师。含泪劝告，成了思想上的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箝制，无形中成了一种打压。实在是变了味。
范美忠先生呢？我不知道他到底能跑多快，是不是可以参加奥运短跑。我相信范跑跑确实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不是一个“崇高的人”。我也不能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去指责他。坦率地说，我不清楚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在那一瞬间，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也相信比范跑跑脚力更好的还有其人。可是，跑跑为什么要在跑了之后还要大肆宣扬呢？
我可以选择“崇高”，也可以选择平庸，这不应该受到谴责。他真的是在宣扬一种类似这样的主义吗？他在说个人的自由选择比权力压制下的选择更重要吗？他是在提醒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尊重，才让社会更为文明更为进步吗？他是在强调一种法制的观念吗？他在承担一种觉世者的责任吗？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说词。更可能的是，跑跑跑了，然后又想把自己的不够光彩的行为与平常宣扬的东西保持一致，于是在这种似清实浊的混沌中，造出了一种自由理论来欺人，且自欺。
个人的自由选择当然是重要的。个人的权利也是必须尊重的'。个人的思想，更是自由的。而法律，毫无疑问是判断当前是非的看得见的准绳。可是小跑跑忘记了理论的目的。自由理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哲学的思辨，它最终要回到现实。如果说遥远的云端的理论，比当前孩子的生命更重要，我不信这样冷血的理论家。当然你可以说，自由的理念重要，它的影响深远，一个民族思想的力量，甚至足以影响到国家民族的未来。这种论据确实有力，很难让人辩驳。可是，苏格拉底如果见到一个落水儿童不去救他，而在思索关于古希腊命运的问题，你们觉得柏拉图是批评还是赞同他的老师呢？我看恐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要出自柏拉图之口了。顺便说一句，苏格拉底死前的演说，还提到他的孩子们。冷血的思想家，漠视生命的思想家，就是虚伪的思想家。我再追问一句，难道跑跑跑出来的那一瞬间，心里想的居然是要以实际行动向孩子们表明自由，权利，法律，选择，诸如之类的词语或者概念吗？！如果是，那么跑跑真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人了。如果不是，那么事后的辩驳，即使在逻辑上，事理上，把所有的责难者都驳倒了，又能说明什么？？
新儒学大师梁漱溟，曾经站在传统理念的一边诘难“五四”运动是否符合法理。我以为他可以挖掘传统的合理的一面，却不可以指责“五四”运动。因为理论毕竟是有它的目的性的。或者像康德说的那样，具有“合目的性”。离开了国家的安危，先去谈理念上的合法，是没有看到时代的大目的。跑跑的高度自然不能与先哲相提并论。不过跑跑也忘记了理念的根本，与先哲不同的是，跑跑不是理论思辨的误区或者疏忽，而是出于对个人行为的有意辩解。跑跑的行为及言论得到的后果是否合理，有待讨论。不过他本身的行为确实是不光彩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行为”，也包括他的主要辩解的言论。
余秋雨吹起民族大义的号角，“含泪劝说”痛失亲子的家长们，实则无异在理论高度上对这些家长进行了无情地谴责；范美忠则扯起自由权利的大旗，不仅要掩盖他欲盖弥彰的不光彩行为，还希望为自己罩上一道光环。他们谁离正确更远，实难确论。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漠视了生命的悲剧。那些小小的生命，如果只是因为天灾而消逝，那么我们只能哀其不幸；如果里面掺杂了人为的因素，人们又怎能不拍案而起？我相信，请愿的家长们的初衷也只是要求追究那些败类的责任，决不是要扰乱社会的稳定。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国家与政府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全国人民都有目共睹。不管秋雨与范跑跑说些什么，对这一事实都无所损益了。同样，那些孩子们已往天国，我们再争论什么，对他们的幸福也无所损益了。再一次哀悼在这次大灾难中丧生的人们。并祝福遭受巨大哀痛的在生者，愿我们早日走出这场悲剧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