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有什么特点
(一)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 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叙事的小说化特点。
余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2〉 余散文中的剧场效果
余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余与其说成是散文大家，不如说成是一位辩思的哲人，正如一些评论者对他的评论：“系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对此，对于我们大学生写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性，也能够为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追求表达的主题上，是力求表达自己，还是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将其协调好，实乃智者所为。而我始终认为，能够表达自己真情，就是好的，不必太拘泥于章法，本身“文无定法”，但同时也渐渐发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能总沉浸在小我的忧伤温情的封闭世界中，我们还要时不时地抬抬头，仰望一下古今，仰望一下中外，这个时代缺少一份大气、恢弘，但我们的文章却不能圈囿如此，我们也须怀着一份博大的文化良知。
其次，对语言的考究上。余散文的语言非常考究，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刻意加工而成的文字，太过浮丽、花哨，掩不住某些内容的空洞，从《千年一叹》中可以看出，他的有些评论太过牵强，这也是《千年一叹》远不及《文化苦旅》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语言的考究选用上要注意的是避免内容的空洞，不能为语言而语言，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多大的生命力，也会被聪明的读者所唾弃。
最后，关于风格的创新问题。既然是风格了，干吗还去创新?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未必，风格是要创新的'，需要变化的。尤其对于本身固有自由精神的散文体来说，太常规化的风格〈或说成是格式吧〉也会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套式，限制着自己的发展。细观余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 “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所以风格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作品的生命力也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