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53年暮春之初的3月3日，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酒会。他们面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水面上飘着一只有两耳的椭圆形酒杯，酒杯顺着清淸的溪水漂流而下，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一饮而尽，并要借着酒兴饮诗咏怀，这就是盛行于汉魏至南北朝时期一种独特的饮酒习俗——曲水流觞。
这次酒会留下了大批诗作，王羲之也在酒酣之际，兴致勃勃地挥毫疾书，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这篇作品，共有28行，324个字，可谓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全文以“之”字最多，计有19字，字字别开生面，无一雷同，不愧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历代书法家无不推崇“兰亭集序”，认为它是我国行书的绝代佳作。
据史书记载，《兰亭集序》写在茧蚕纸上，笔端是用鼠的胡须做成的。王羲之也非常欣赏自己的这幅作品，曾一再叮嘱后代要好好保存，所以这幅作品在南北朝时期，一直保存在他的子孙手里，直到第七世孙智永。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高僧，活了将近100岁，他去世时，把《兰亭集序》交给了弟子辨才。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喜欢书法的皇帝，尤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想尽办法到处搜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真迹，除《兰亭集序》外，几乎所有真迹都被他找到了。经多方打探，唐太宗知道《兰亭集序》在僧人辨才的手中，便多次派人到辨才处讨求，而辨才始终推说这幅书法已经在战乱中丢失了。最后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设计行骗，费尽心血，终于将它弄到手。
唐太宗高兴极了，对《兰亭集序》爱不释手，把它视为“国节”，对房玄龄、萧翼、辨才给予重赏，还命令名手赵模、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四人拓摹一些副本，分给太子、诸王和近臣，让他们好好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经唐太宗这么一提倡，以后学书法的人几乎都要临摹王羲之，以便从他的书法中得到启发。
从此，王羲之的貞书，也就成了代替汉魏笔法的书体正宗。可惜的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临死时把太子叫到了床前，对他耳语道：“我想把《兰亭集序》带走。”就这样《兰亭集序》手迹被作为殉葬品埋到了唐太宗陵墓昭陵中了，唐太宗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继续欣赏王羲之的这幅佳作。
可惜的是后来唐太宗墓被盗，《兰亭集序》手迹也从此失传了。后世流传的只有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莩本。除墨摹本外，还存有石刻本。但这些传世本是真是假，一直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最早对传世本可靠性提出怀疑的人是清代生活在乾隆年间的赵魏，他认为王羲之《兰亭集序》貞迹的石刻本，没有保留任何隶书的痕迹，而南北朝时期至初唐存世的碑刻往往有隶书的遗意，所以现流传下来的王羲之的真迹石刻本“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赵魏只是对《兰亭集序》的真伪提出了怀疑，而清光绪年间的广东人李文田更是大胆地质疑，认为兰亭序帖根本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他把《兰亭集序》序文与王羲之的《临河序》进行比较，发现无论从篇名还是到文字上，两者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所讲的却是一回事。另外他还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不会脱离汉魏隶书太远，不会写出南北朝时期梁陈以后的书体来，所以这幅书帖只能是隋唐时期的书法佳作，不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郭沫若先生根据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清代李文田的论点，进一步论证了《兰亭集序》序文既非王羲之的原作，帖文也不是王羲之所书。他断定传世的序帖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作品。郭沫若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一些碑刻作品和写本，拿来和《兰亭集序》书帖相比较。发现《兰亭集序》的文字体段与同时代的作品相差悬殊。《兰亭集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全失掉了。
他又将《临河序》与《兰亭序》比较，得出了“《兰早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结论。郭沫若先生还进一步研究认为：早在梁武帝时期，王羲之的真迹巳经寥如晨星，而依托临摹之风却盛极一时。到了唐代初年，时代又隔了100多年。中间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大动乱，书画作品流失的也很多。
唐太宗为了收购传世的书法作品，不惜花费重金，自然也就刺激了大量伪作的出现。而智永也具备了制作伪品的条件，一则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特殊的身份就是最好的王牌;二则智永的书法也很有名，隋炀帝曾称赞他的字“得右军(王羲之做过右军将军，所以有人也叫他王右军)之肉”，可见他的书法造诣是很高的，他的一些书法作品有时确实可以以假乱真;三则智永还会作文章。
郭沫若先生认为：《兰亭序》中的有些语句很合“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相适应。所以书帖是智永的作品。
不同意《兰亭集序》书帖是伪作的人则认为：从序文的内容来看，《兰亭集序》的思想和王羲之的儒、释、道三者混杂的思想是一致的;从书帖的书法特点来看，也是王羲之的作品无疑。因为篆书和隶书是有传统的宮书，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貞书是当时的新字体，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唐初才被公认，见于碑刻。
为了郑重其事，得到官方的认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字体含有隶书的韵味。王羲之的书帖是在书法上发挥了他的独创性，所以《兰亭集序》完全摆脱了隶书的痕迹，正是由于他有所革新，有所前进，超越前人，所以他开创的风格才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书帖的作者定为智永，属于想当然的说法，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