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写出的极端之美

张东东

余秋雨写出的极端之美

  今年夏天的时候,一位书友传给我一个网页链接,链接转向就是余秋雨所写的文章《品鉴普洱茶》。诗人骚客与茶道、曲艺还有酒联系在一起,本不奇怪,如果连这几样都没有,文学的意境和文字美感就失去了依托。尽管围绕余秋雨存在较多争议,但这些争议基本上与他的写作水平和美学鉴赏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余秋雨欣赏、品鉴普洱茶,专门写一篇文章,不奇怪。

  当时,我带着震惊甚至可以说折服,读完了《品鉴普洱茶》。余秋雨对普洱茶了解之深,甚至已位列行业内公认的“普洱老茶品鉴专家”,是我此前所不知道的。而这个一个“专家”的名头,并不是余秋雨随随便便封给自己或者其他专家“抬轿”包装而成的。《品鉴普洱茶》从普洱茶给初喝者形成的障碍开说,用精妙而简洁的语言对比了普洱茶、乌龙茶、绿茶的味道,用“陈酽、透润”来形容普洱茶的口感更是令人叹服。他甚至借此展开了一番比喻和联想: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对普洱茶的介绍和品鉴,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已经可以说达到普洱茶“资深饮客”的层次。余秋雨没有就此停顿,而是引领读者迈进更深更广的天地。普洱茶与其他几种主要的茶叶品种的口味差别,来源于制作工艺的差别,说到底就是发酵方式的不同,余秋雨将普洱茶的发酵称之为“微生物美学”;接下来,再转入普洱茶的历史沿革叙述。在文章的最后一节,余秋雨将普洱茶的奥秘升华为地球局部生态未遭破坏而对人类的回馈,认为普洱茶代表着中国的新文化“生态文化”,稳健、着地、深厚、悠长。

  《品鉴普洱茶》这篇文章带有雅趣,反映出极致化的文字之美。阅读这样的文章,可以带着很轻松、很放松的心态,会让门外汉了解到有关普洱茶的多项常识,也能启发“资深茶客”们的领悟——但最终会让人调整到郑重审视普洱茶文化韵味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角度。

  余秋雨新出版的《极端之美》一书,将《品鉴普洱茶》和另外两篇《昆曲纵论》、《书法史述》收入其中。在他看来,普洱茶、昆曲、书法有着“极端之美”,堪称“文化极品”。什么是文化极品呢?余秋雨提出了五项筛查标准,包括:独有性、顶级性、具体性、共知性、长续性;指出只有前述三类才能符合标准,并且,是“沉淀着生命的文化,是精神价值的实现方式”。

  《昆曲纵论》一文从元杂剧的起源说起。元杂剧的一时繁荣,是传统的'文化理论很难给予解释的。蒙元统治者并不重视文化乃至中原地区的千年儒学传统,这通常会被解读为文化破坏的力量。余秋雨却敏锐的意识到,文化破坏力量打破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某些越来越规范的‘超稳定结构’,包括不利于戏剧产生的一系列机制。”

  昆曲产生于元杂剧之前,却是在元杂剧拓展了戏剧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生存空间后,才逐步从发源地浙江走向江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余秋雨在《昆曲纵论》文中细致的叙述了明代昆剧改革、昆曲扩散流行的过程。令人感慨的是,昆曲清唱如同今天的流行神曲一样,曾在明朝让全国各地各阶层乃至全民都陷入痴迷的状态;彼时的昆曲,显现出在意境、结构、呈现上的高度精妙,这正是其可以代表东方艺术和美学“极端之美”的依据。

  昆曲终于还是没落了。你恐怕会以为,余秋雨会以某种渲染甚至煽情的方式,来呼吁重新振兴昆曲吧?错了,他相反提出,昆曲在明代已经成为了沉重的社会负担。理由之一:“在过度的流行中……(昆曲)创作思想被流行思想严重磨损…大量的作品越来越走向公式化、老套化、规制化”,最终必然被民众所舍弃。理由之二,大量的官僚和文人沉湎于昆曲的老腔老调,借以逃避对社会危机的直面,这也是昆曲被后人称为“世纪末的颓唐之音”的原因。

  有书写,才有记录,才可能为文明的传续创造前提。书法脱胎于中国文字的书写,以其造型、节奏和韵致创造了美感和意境,这正是《书法史述》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整篇文章在一一讲述中国书法历史的同时,也穿插融汇了余秋雨的美学联想,比如说到行书,“近草,谓之行草;近楷,谓之行楷。不管什么比例,两者一旦结合,便产生了奇迹。在流丽明快、游丝引带的笔墨间,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风景出现了——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云出岙,那是鹤舞雁鸣,那是竹摇藤飘,那是雨叩江帆,那是风动岸草……”这样的叙述和联想,也可谓“极端之美”。

  (作者:郑渝川,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