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落分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舍生而取义者也”)：提出本文的论点。作者先讲一个生活常理，即在鱼和熊掌不可以同时得到的情况下，一般要“舍鱼而取熊掌”，以这个生活常理为喻，自然地引出在生和义无法同时兼顾的情况下应该“舍生而取义”的结论，这也是本文的主旨。
第二层(从“生，亦我所欲也”到“所恶有甚于死者”)：对论点进行具体的分析与阐释。第一层中用比喻论证的方法引出论点，虽然很巧妙，但比喻毕竟不是严密的论证，第二层就直接对论点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了。
作者先从正面来讲：虽然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是，因为我所喜爱的东西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去做苟且偷生的事;虽然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是，我所厌恶的东西还有甚于死亡的，因此即使是死亡之患，我有时也不避开它。这里所说的“甚于生者”就是指“义”;所说的“甚于死者”就是“不义”。于是，为了“义”，可以“舍生”;即使死掉，也不做“不义”的事。
接着，作者又从反面来申述观点：如果人们所喜爱的东西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手段，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如果人们厌恶的东西没有超过死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死亡之患的办法，有什么不可以用的呢?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一旦将爱惜生命和惧怕死亡发展到极端，那么在生命受到考验的时候，人的行为就会失去准则，做出让人不齿的事情来，最终，人的价值和尊严丧失殆尽。因为暗含了这样的意思，因此，“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这两句话，具有警醒人心的作用。
第三层(“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作者进一步指出，其实人人都有向善之心，之所以只有“贤者”才能做到“舍生取义”，是因为“贤者”能够保有“本心”而已。
第二段运用的是举例论证法。作者以“一箪食，一豆羹”为例告诉我们，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箪食，一豆羹”，当它关乎生死的时候，也能考验一个人的品德。“呼尔”“蹴尔”而与之，则“行道之人”与“乞人”都不屑受之，这就是人没有丧失“本心”的表现。
又举有的人“不辩礼义”地贪求“万钟”为例，说明丧失“本心”的表现。“一箪食，一豆羹”虽然比“万钟”少得多，可是“弗得则死”，看来更为重要。这里作者又运用了对比论证法，将“一箪食，一豆羹”与“万钟”作对比。按财富的数量说，“万钟”自然是多的。但是，“万钟”决定的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一箪食，一豆羹”决定的却是生命，自然要比“万钟”更重要。通过这种对比，既让人认识到将“礼义”抛到脑后，贪求富贵的行为是多么地不值得，也让人醒悟到“本心”的丧失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应该时时反省自己才行。
写法介绍
第一段包括两层，从“鱼，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层。这一层的开头两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为一个比喻，借以说明“我”“舍生取义”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动形象，鲜明可感，富于气势的修辞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没有使论点得以证明的论据作用。因为人能“舍鱼而取熊掌”并不能证明人就能“舍生取义”。所以，如果把上述两句换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义”四字的前面作状语，是不影响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的。可见，这一层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几句话中。后面几句中的“舍生取义”、“不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个意思，即不贪生怕死。这些都是作为事实论据的，分别放在第一个分论点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前后，进行回环论证，即从事实得出结论，再用事实证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这一层不是用“舍鱼而取熊掌”为论据证明“舍生取义”。而是用“舍生取义”，(即“不避患”、“不苟得”)为论据证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
从“如使人之所欲”到“贤者能勿丧耳”是第二层，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两个假设反问句所蕴含的普遍事实，从反面证明第二个分论点：人们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接着又用两个肯定句：“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从正面论证分论点。然后顺承上文的事实论证，正反论证和酣畅的行文气势，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体现了孟文的辩论色彩)，可谓水到渠成，顺当明快。
概括上面两层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为作事实论据，通过推究原因论证了中心论点。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更加严密有力。第二段(从“一箪食”到“乞人不屑也”)举出“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实证明饥者照样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问排比句式，通过把“向为身死而不受”与“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今为所识穷乏者得(德)我而为之”作比较，深刻地提示了“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为，从而证明了他们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经丧失罢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论点得以充分论证后提出的一句号召，增强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性。
通过分析《鱼》文的结构和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鱼》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者”的行为作论据，通过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论点的。
从《鱼》文的出处看，《鱼》是《孟子》一书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书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论。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统地，全面地，集中地阐明了人性善的哲学观：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紧接着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来有繁茂的树木为喻，说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的“本心”，只是因为它像牛山上的树木那样被砍伐殆尽了。正是这样，第十章《孟》与以上诸章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论证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只有这样确认人皆有“本心”为《孟》文的中心论点，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书的思想内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确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学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艺术风格，才有利于把它作为论说文的范文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