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出版几个月后问世的《流言》花费了张爱玲更多的心血。按照当时她在文坛上的赫赫名声，她的书销路不用愁，出书根本无需她费神，以《杂志》出版社对她的推许、优待，再替她出一本散文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张爱玲宁可自己来张罗。她找到一家出版公司，而后从备纸张、跑印刷到校对，全部一手包下。可能她觉得这样出出来的书更能满足她的一些细致的研究，更能让她称心如意。也许亲手操持，眼看着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变成一本漂亮的书，这过程本身就有一种趣味。
沦陷时期纸币不值钱，物资紧缺，家家户户都忙着囤货，囤什么的都有。张爱玲除了像《童言无忌》中戏说的“囤”过没要紧的几块衣料之外，还当真有派上了用场的囤积。当时纸张的供应非常紧张，她便囤下一些白报纸，连晚上睡觉也睡在上面，异样亲切欣喜地有一种踏实感。《流言》就是用这些囤货印的。
她集了自己身着各种衣装的照片，半身的、全身的，各种姿态、情调的都有，并且精心勾了一帧自画像放在卷首，又从自己的画稿中细心挑出一批速写，作为书中的插页。总之是力求将这书弄得别致，从里到外都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张爱玲的书。为了书她不惮烦难一遍遍跑印刷所。原来像这样事务性的奔走以及与人打交道，她皆以为苦，现在似乎乐此不疲，最后居然接洽得两不吃亏。凡此均反映出她愉悦的心境，人逢喜事精神爽，她之对生活充满兴趣，她的焕发的精力都从这里来。
《流言》不及《传奇》读者的众多。《传奇》问世后当月即再版，其后又出增订本，《流言》初版虽然很快就再版，但抗战胜利后没有再印过。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发表的散文多有未及收入《流言》者，没有像《传奇》一样出增订本，可能是张对它们不像对小说那样重视，但《流言》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和号召力不及《传奇》，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有趣的是，当代的读者似乎更偏爱《流言》，至少对她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传奇》，祖国大陆以各种名目出版的张爱玲散文集不下十数种，而《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可以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便是证据。此外，如今模仿张氏散文风格的人也远较模仿其小说风格的作者为多。同时，张爱玲的声誉主要也是靠《传奇》建立起来的，它一直是批评注意的焦点，以《流言》为对象的批评则为数寥寥。这同文类的不同不无关系，散文的“私语”性质似乎决定了它比小说更是属于少数人的阅读的对象，我们不能想象《流言》中的哪篇文章能有《倾城之恋》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对批评界而言，散文好像更适于充当欣赏而不是批评的对象。
可是在圈内，她的散文似乎比她的小说更能得到一致的好评。《传奇》座谈会上，发言者对她的小说赞美之余多少也还有些微词，比如善造氛围而结构稍嫌松散、全篇不如一节、一节不如一句，等等，散文虽在题外，却常是很自然地就被拿来与她的小说作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总是对她的散文有利。小说家谭惟翰称读张的散文“比小说更有味”，班公的评价则更带有史家的眼光：“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以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地位了的。”言下之意，她的小说尚在摸索阶段，她的散文则已臻于成熟、完美。《〈传奇〉集评茶会》，载《杂志》月刊，1944年9月号。
一些资深的读者喜爱张的散文胜于她的小说，部分的原因与其说是他们以为张的小说尚有改进的余地，不如说他们对散文这种形式本身有更大的兴趣，像《古今》的圈子中，读散文的人肯定较读小说者为多。中国文人对“文”的重视远在小说之上，作文、读文的传统相当深厚，即使在小说地位得以提升的文学革命以后也还是如此。有教养的读者往往一入中年便不复以读小说为乐，这个圈子与文学青年的那个圈子有着两样的趣味，更执著于“天然胜于人为”的鉴赏标准，而散文以其性质似乎天生就较少人为的痕迹。正像中国画只需简单的技法，其境界的高下更取决于作画者的心性、修养、趣味一样，散文的技巧也相对简单。小说有更多复杂的营构，有更多的地方要求助于匠心--更容易分解出一个纯粹的技巧层面。所谓技巧，正是“人为”。即如张爱玲，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传奇》中的小说常给人刻意经营的印象，一些篇目，其开篇、收束、布局重复雷同，易现“格律的成分”，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甚至她的语言文字也是在散文中更见自然流畅，小说中则时有过分雕琢的痕迹。可是将两种不同的文类硬相比附，定其高下，究非明智之举，我们只能各以其自身的尺度加以衡量。
然而班公对张爱玲散文下的断语仍然值得注意，而且看来不难达成共识。
新文学作家中散文高手不在少数。第一个十年散文被称为诸文学样式中成就最高的，既有周氏兄弟那样的大师，更有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陈源、冰心等众多的名家，不仅打破白话文不能为文学的神话，而且对后来者有示范的意义。30年代，小说、戏剧等样式渐趋成熟，而散文的光辉仍不为其所掩，丰子恺、梁遇春、萧红、吴组缃、沈从文等人的散文均自成一家。以何其芳《画梦录》为代表的精致浓丽、低吟个人幽绪遐思的散文隐然造成一时的风气。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大杂志，高唱“闲适”、“性灵”，有人反对，有人应和，杂文小品文杂志纷纷出现，以至文坛上将1934年、1935年称做“杂志年”、“小品文年”。抗战军兴，报告文学因缘际会，一时成为最得宠的文学样式，散文这种个人化的文体暂时沉寂，可是寂寞中也还有新人佳作出现，而一些学者也加入散文作者行列，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或针砭时弊陋习，或戏语人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构成散文创作的特异景观。至于此时的沦陷区，由于日伪统治下的一种特殊气氛，散文反倒有一种畸形的繁荣，各种散文小品杂志数量之多，别时别地少见，又因有一些汪伪头面人物资助或加入笔阵，声势更壮，虽然并未出现多少可以自成一家的作者，却是热闹非常，俨然是又一个散文兴盛的时期。
无需详尽的描述，仅以三言两语的勾画，我们也可知道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兴旺和名家的众多。尽管如此，张爱玲以她薄薄的一册《流言》，仍然能于众多的名家之中独树一帜，卓然而立。
张爱玲的散文在沦陷区的文坛上一出现，立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许最初使人称奇的，是文中焕发的才气(最早同读者见面的是《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更衣记》等篇)。其时的风气，大致可以从《古今》、《天地》见其端绪。《天地》上的一些文章与生活较为贴近，亦较多感情色彩，但许多作者述身边琐事而缺少见识才气，常给人单薄琐碎的感觉。《天地》因为由苏青主持，颇多女性色彩，所登文章多拾掇身边琐事，没有《古今》的书卷气，而生活气息较浓。真正左右文坛风气的当然还是《古今》，围绕在《古今》周围的作者显然遥奉周作人为旗帜。如前所述，该杂志的编辑都是林语堂的旧部，而林语堂标榜“闲适”、“性灵”，也供奉过周作人这尊菩萨，只是他麾下的杂志另有他带来的一些洋派的才子气绅士气，《古今》则更有国粹色彩，更追随周作人的路向。
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些作者拾摭来周作人文章最容易被人效仿又最不易模仿的两个特征，一是抄书，一是所谓“冲淡”。于是杂志上见到的尽是些抄书连缀成的长文，或是做出“冲淡”模样的“性灵”文章;文抄公以学养掩饰其才情的不足，号“冲淡”者适见其性情的索然寡味。灰扑扑的陈言、无话找话的做作、不死不活的书卷气、假古董、小摆设，构成一个没有生命跃动的苍白世界。时风所趋，连苏青这样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偶或也被其诱惑，要让自己的文章染上点古气，而一些文思枯窘、搜肠刮肚的末流作手也都“冲淡”起来。
张爱玲自出手眼，自铸新词，她的文章在一派雍容揖让的沉沉暮气中吹进的是一股清风。所谓“冲淡”，大略也就是含蓄，含蓄的一大要义，便是不露才，不露才往往成为掩饰无才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张爱玲偏是逞才使气，并不收敛锋芒，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
另一显才气的是她的炼字炼句。《流言》的读者谁也不会放过文中处处散落的警句，《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中说：“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地想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她则自出机杼，陈言务去，本其聪慧，酿造出地道的张爱玲式的警句。凡此皆与流行的文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时尚丝毫影响不到她，她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带来了一支笔。若说她与当时的散文有何对话关系，那就是她有些短文对时下文风微露调侃之意。《话说胡萝卜》写道：
有一天，我们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总是把胡萝卜对切一半，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话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数。而且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这篇短文同另一篇《雨伞下》一样，都是谑而不虐的游戏文章，是对那种看似大有深意，其实并无深意的“冲淡”文章的戏拟。
张爱玲的散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她的文体深受英国散文的影响，这一点在《天才梦》中已见端倪。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导言的两位作者周作人、郁达夫都是现代散文的建设者和最好的见证人。论及现代散文的发展，周作人强调“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所谓“复兴”指的是古来言志派文学，尤其是明末公安派小品文的复兴;郁达夫则特别看重英国小品文字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虽然二人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承认新散文的发达实有外援内应两个因素。周作人开初提倡美文，心中的范本即是英国人的散文;郁达夫认为英国散文所以能在中国有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总之，从源流上看，晚明小品和英国散文可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不祧之祖。有些作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间接的、广义上的，即通过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介绍评论以及示范，体认到散文不衫不履，叙事、抒情、议论无所不可的性质。有些作家则与之有更为直接的承传关系，从文风、格调都可见其渊源所自。像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之于明末的散文，朱湘、梁遇春、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之于英国小品。
张爱玲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在圣玛丽亚女校，尤其是在香港大学，所读英文范文中当不乏英国散文名家的作品，她练笔的那段时间，又正是林语堂提倡幽默，鼓吹西洋杂志文不遗余力的时候，受英国小品文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写小说从中国章回说部中得到很多教益，写散文则似乎古代的作家并没有给她提供范本，相反，她提到过的几位英国作家中，萧伯纳、赫胥黎、毛姆，同时也都是小品文的高手。她在港大三年写信坚持用英文，回到上海后最初也是用英文从事写作，这无疑也影响到她的文体。郑树森教授指出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作品“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文风”郑树森：《张爱玲与〈二十世纪〉》，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42页。，事实上她转而用中文写作之后，虽然中文流利之极，绝无翻译腔，但文章的情调以及结构章法，仍然带有英国小品的风致。且不说先有英文本的《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等篇，像《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等文也是如此。这也是张爱玲的散文在沦陷区文坛上一出现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一个原因，因为林语堂走后，这一路的散文音沉响绝，少有高手之作，充斥杂志的都是暮气沉沉、缺少活气的考据、抄书之类了。
郁达夫将古人的笔记与英国人的小品相比较，指出前者少一点“在英国散文里极是普遍的幽默味”，轻松随便、诙谐风趣，也确是英国散文的一般特点。幽默从机智来，机智最易见于议论，译作小品的那个字眼在英文中本就有论说之意，虽说是“非正式的”(informal)、“随意的”(familiar)，也还是围绕着某个话题的“论”。梁遇春、梁实秋、钱钟书的散文皆长于议论，《流言》中的许多文章也以议论为主，叙事、抒情倒在其次，所以张爱玲最初的散文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作者的机智，即使那些“记”文中也可见到大量狡黠灵慧的俏皮话，而文章的起承转合往往是靠这些轻灵的议论推动的。